我国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保障的缺失及对策探讨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儿童已成为我国网络使用的重要群体。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因素,对儿童成长的影响逐渐凸显。儿童在上网过程中,网络环境中充斥的淫秽、色情等不良有害信息以及某些网络违法者对儿童实施的性骚扰及性侵害等行为严重侵害了儿童的性权益。近几年来,网络环境下侵犯儿童性权益的案件频繁发生,如何有效的预防和制止这类犯罪,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减少侵犯儿童性权益的犯罪行为,是我国目前应重视的问题。通过提出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受到侵害的现状,探析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被侵害的原因,进而提出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保护的对策,通过完善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儿童网络安全的管理,加强学校和父母对儿童的性教育与网络安全教育等相关措施,净化网络环境,保护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保障儿童的健康成长。     

人心改造:重塑国民性的基础工程——以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墨耶对话为逻辑起点

面对当下社会矛盾重重、国人道德底线一再下滑的现状,人心改造工程是未竟之业。本文考察三位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墨耶对话,他们主张墨耶之爱能够为当时社会提供改造人心的精神动力,并以此实现民族复兴之大业。今天重新研究这些身为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对墨耶的比较研究,对当下改造人心,改善社会不良风气有着积极意义:墨耶之爱的价值内涵不仅对普通人具有道德示范作用,更要求领袖人才先改造自我,以身作则。     

Framing Exclus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Far-Right Mobilisation and the Debate on Charlie Hebdo in Italy

While the January 2015 Paris terrorist attacks presented a crucial opportunity for far-right mobilisation, the focus on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and Charlie Hebdo’s non-conformist progressive profile presented challenges for right-wing discourse. Taking Italy as a paradigmatic case of public controversies on cultural and religious affai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generated by multicultural crises for far-right framing choices. A qualitative frame analysis analyses the discourse of three types of far-right actors. Whil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extreme right, and ultra-religious right groups disagree on crucial criteria for outgroup exclusion, they collectively employed the Charlie Hebdo controversy to redefine their exclusionary discourse on liberal grounds with the goal of gaining legitimacy in the mainstream public sphere.     

表演者精神权利结构与本质探析

理论界及司法界有关表演者精神权利的问题争论较大,归根结蒂是有关表演者精神权利的结构与本质的争论,目前相关研究较少.本文着重论述了表演者精神权利的结构与本质,在有关精神权利的结构部分,论述了表演者精神权利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在本质部分,对表演者精神权利与作者精神权利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述了两者的本质区别,突显了表演者精神权利的纯粹的人身权属性.最后还以表演者精神权利结构和本质为视角阐述了其法律特征.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改造的理性视角

民事诉讼受理是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初始必经阶段,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意义重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出现,民众的诉求越来越多,而我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专门机构,应当担负起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历史任务,最大程度地吸纳化解矛盾纠纷.然而,现行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所规定的起诉条件,既包括实体内容又包括程序要求,确定性有余而灵活性、包容性不足,虽然能够一定程度地起到过滤纠纷,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但其对于新型权利诉求进入诉讼渠道的阻隔作用日益显现,甚至为个别地方限制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提供了借口.在改造方案的设计方面,应当理性审视现有司法资源和司法环境,更宜采渐进式而非跃进式的方案,避免由于准备不足而导致司法不堪重负,制约正常功能的发挥.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程序层面之分析

我国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无论在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权利义务方面,还是权利缺失时权利救济的程序保障方面,都存在不完善之处。应尽快确立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公平、公正及经济性价值取向;同时,应由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及诉讼程序,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重组改制条件下国有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工作思考

重组改制条件下,国有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工作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民主管理制度需要完善、职工主人翁地位程度被削弱、职工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改善职工民主管理工作的主要措施有:增强职工主体意识;激发基层民主管理活力;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与机制。     

发展中的冲突与冲突中的发展——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意识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历史转型,社会意识结构也发生着相应的乃至更为复杂的变化：社会主导意识从“纯而又纯”向“常识”回归,反映着当今的时代精神;社会大众意识在主体性得到增强的同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在此情况下,要力求社会和谐发展,主导意识应该、必须且有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协调性、导向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