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沉默权制度的引进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是积极的.然而,目前我国在侦查实践中仍严重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为切实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完善,从规则上加以明确,并通过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侦查人员的法制观念,树立依法侦查、文明取证的侦查观.     

论人格权的有限让度

传统民法认为人格权具有专属性,不得转让。在现今环境下,人格权不可转让性的基础理论已经被突破,人格权从关注独立性转向关注完整性,人格权不仅包括人身利益还包括了财产利益。因此人格权可以有限让度,有限让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得以一定的形式让度给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授权让度和法定让度两种形式。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启动刑事诉讼的因素之一,应受到刑事诉讼的直接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虽有一些规定,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仍未得到切实有效保障,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试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婚姻法》修正案确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赋予了离婚案件无过错当事人寻求司法救助的权利。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大进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依据是公平、正义;离婚损害赔偿需具备法定构成要件;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为有过错的配偶,请求权主体为无过错方。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仍有缺陷,应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知情权与侦查法治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中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侦查工作“透明化”的利弊,既要顺应法治潮流,赋予公众对侦查工作的知情权,又要规定一些必要的限制,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实现的同时,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论探望权

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可以说,探望权的明确规定,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一大进步,它一方面为父母亲权的行使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父母离异的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然而,我国《婚姻法》对探望权的规定仍然过于笼统,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的澄清和完善。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确立检察机关拘留权之构想

拘留权是决定和执行拘留的权力。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拘留统一由公安机关来执行,检察机关只有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在特定情况下的拘留决定权,而没有拘留执行权。这就使检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处于相当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影响了侦查程序的顺利进行,进而影响了诉讼的效益。应当尽快赋予检察机关一个完整而又名副其实的拘留权。     

看得见听得到的正义--论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模式大致可分为实质在场和形式在场两种类型.尽管由于立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差异,各国对于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都将其落实在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具有丰富我国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功能,确立该制度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在中国一步到位地建立该制度,无论从理念转换还是制度设计上来看都是非常困难的.鉴于律师在场权在侦查讯问时的积极作用和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制度性功能,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过程中应有步骤地建立这一制度,并通过立法技术等手段来克服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