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案件预警响应模型初探

通过系统科学中大系统控制理论对网络案件的响应进行模型化分析,利用控制论中全局响应机制与局部响应机制对不同网络案件进行响应。我们认为,网络案件的响应不仅需要公安机关的响应,还需要其他行政机关的响应。同时,各个响应单位都应具备全局决定局部,局部服务全局的大局意识,以保证更好的对网络案件进行响应。由此,我们得出了网络案件预警响应模型的响应过程及流程,最终达到建立有效的网络案件响应模型。     

试论袭警案件及其防范对策

针对我国目前严重的袭警案件情况,文章归纳了袭警案件的种类与特点,进一步分析了袭警案件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有效防范袭警案件发生的具体对策。     

单亲案的亲权概率的计算及认定标准

确定单亲案的亲权概率计算方法和认定标准。用多基因座DNA分析方法和计算多基因座累积平均非父排除率计算公式。检测8个以上的DNA多态性基因座,在等位基因的遗传不违反孟德尔规律的前提下,父权概率都可达到或超过0.9990的标准;对不存在亲生关系的案例,在用本方法时,都有3个或更多的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遗传违反孟德尔规律。对单亲案的亲权鉴定,检测的多态性基因座要在8个以上。在肯定亲生关系时,父权概率要达到或超过0.9990;在否定亲生关系时,必须有3个以上或更多的基因座违反孟德尔遗传规律。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疑难与教义学表述

生效案件已经暴露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罪质不明、追诉标准阙如、司法竞合处置有失妥当、积极适用的司法导向淡薄等问题。基于“利用信息网络”的行为特质,应明确《刑法》第287条之一的网络独立预备犯之立法旨趣,是一般性罪名,起基础性的规制功能,取代《刑法》第287条发挥司法兜底之用。不宜限制解释“其他、等‘违法犯罪’（信息、活动）”,扩张解释更符合第287条之一法定的相对有限的一般性规制功能。“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是限制刑罚处罚的提示性规定,本罪在实践中与关联犯罪的实质竞合概率应极低。应确认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的具体法益内容,固化其释法机能。应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追诉情形,注重通过案例指导制度提供持续性的司法供给。     

浅谈铁路线路治安现状、原因和对策

线路治安是铁路治安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总结了长沙铁路公安处管内线路治安的现状,分析了线路治安问题的成因,对如何治理线路治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昆明市103例高坠死亡案件的坠落高度以及案件性质分析

目的对103例高坠死亡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尸体损伤与坠落高度、坠落高度与水平移行距离、水平移行距离与案件性质之间的关系。方法收集2001~2015年间昆明市公安局所受理的高坠案例共103例,所得数据均经spss17.0进行统计检验。结果颅骨骨折在坠落高度为11米以上时的概率较大,四肢骨折在各高度出现的概率均比较大,肋骨骨折在坠落高度为21米以上时的概率较大,尸体的坠落高度与水平移行距离存在正相关关系。坠落高度在11米以上时自杀多见,水平移行距离在1.1m以上时自杀多见。结论尸体损伤、水平移行距离可作为辅助手段估算坠落高度,水平移行距离可作为判断案件性质的参考数据。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和功能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是在人民检察院外部和诉讼程序外部,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的特定诉讼决定进行社会性监督的制度。监督的指向是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是自侦案件的起诉前程序;监督的内容是执法主体单一情况下作出的某些可能错误的决定或行为;其功能限于发现和提示错误。     

论回避宪法判断原则

作为"权利的宣言书",宪法最明快地保护人权,理当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即使在宪法审查制度发达的国家,法院在引用宪法上也恪守消极主义立场,尽量回避宪法性判断,在法律层面上处理案件,充分尊重普通法律的稳定和立法权的独立.然而法律的制定常受现实的影响,从而忽略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果盲目坚持回避宪法判断的原则,就会姑息纵容损害基本权的立法行为.所以当基本权受到明显的、持续的、严重的侵犯时,各国法院仍会积极适用宪法判断.这一点也值得国内实务界和学术界适当借鉴,以应付以宪法为诉讼依据的案件和事件.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以鉴定意见审查判断为视角

2010年7月1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正式实施,该规定第23条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审查判断时应当着重考察的若干事项。鉴定意见作为现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之王”,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在死刑案件中扮演着“一纸定生死”的角色。通过对《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3条的诠释与解读,进一步明确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中的鉴定意见证据能力及证明力,有助于切实保障案件裁判的司法公正、维护案件当事各方的合法权益。     

中国传统现场勘查责任机制浅析

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体制和刑事司法实践中,隐含着预防和惩治“冤假错案”的法文化逻辑,并具体化为一系列错案治理机制。其中,以传统犯罪现场勘查的相关机制最为典型,错案治理的法文化逻辑就贯穿于这一系列机制之中。中国传统法律严厉打击可能导致侦审错误的违法行为,形成了勘查官不亲临、报案不如实、现场保护不力、勘查延宕违限、勘查错漏等非违行为的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刑事错案的生存空间。即使在现今刑事司法活动中,这些法文化资源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