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迁移问题

如何实现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迁移、结束两种城市化的对立,一直是困扰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结合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迁移的状况、影响我国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因素、当前阶段我国促进劳动力永久性迁移的户籍政策效果以及政策建议等四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随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基础因素发生了改变并对未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迁移产生了较大影响;当前我国已经开始部分放开户籍管理制度,这将对未来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迁移产生积极影响,省会城市及部分地级市、新生代农民工及在校大学生等将是主要受益者;然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放宽户籍制度大规模促进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要特别防止部分城市希望通过吸引外来人口来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倾向。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困惑与消解

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最终属于农户或农民个体,个体化的农地使用权应该受到法律尊重与保障。目前,由于农村土地使用权受到人为的法律约束,农地价值遭到极大贬损,亟需改革中国农村不合理的土地管制主义模式,将宪法赋予的集体土地财产权还给农民,并将城市化与征地脱钩。城市化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合理的城乡规划与政府审批,而当前中国各地的城乡规划严重缺乏民主参与并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要保证规划与审批的合理性,必须通过民主立法和参与程序保障政府规划权的行使符合多数民意,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保证规划目的与程序的合法性。     

略论社区防控青少年犯罪

预防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社区防控能够整合社会资源,弥补监禁刑的弊端,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通过社区环境建设、社区设施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服务建设、社区工作队伍建设构建社区防控青少年犯罪的体系,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对中国农村妇女人权保障的宪法思考

妇女权利是普遍人权不可剥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妇女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由妇女的生理特征所产生的权利等.尤其是在中国,农村妇女是妇女群体中的弱者,其合法权益亟需有效的法律保障.为保障农村妇女权利的实现,首先应当回归其作为人权主体的宪法地位.同时,宪法应当平等赋予和保障农村妇女的各项权利,并依据宪法精神来完善农村妇女人权保障的法律体系.     

浅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容富政策的调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整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平衡了农村各阶级的利益，通过保存富农经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在政治上构筑了党在农村的统一战线，这为动员和争取农村一切积极因素去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目标、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保持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论乡村基层组织心理契约的重构

乡村基层组织的组织效能不仅来自于"以制度为中心"的刚性化管理,更来自于以"心理契约"为基础的柔性化管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乡村基层组织心理契约发生了巨大变化。构建符合组织管理需要的新型心理契约应完善组织内部沟通机制,提高组织和成员的互信水平;强化组织目标管理,形成组织与成员的共同愿景;培育和谐的组织文化理念,增强成员认同感;建立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体系,促进成员自我发展。     

农村黑恶势力与基层组织的弱化、蜕变（下）

(五)树立白领形象,打着红色招牌 随着黑恶势力的羽翼丰满,政治上也日臻成熟,他们已不满足于在政权机关培植、豢养代理人的做法,而是企图直接介入政治领域,建立自我保护体系,即千方百计获取政治身份和政治特权,甚至攫取基层政权机构的权力,使犯罪身份合法化、政治化.     

警察权威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推演及其建构思路

从权威客体角度看,纠纷解决依靠的是权威施与的影响力。近年来警察出于对乡村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民间纠纷解决工作,此现象建构在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的有效性预期之上,既体现警察作为公共资源的易获取性,也是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合法性产生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本质上发展于警民实践活动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对乡村社会警民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强化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同,借此重塑警察权威,提高基层警队的纠纷解决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

“农村文化”是一个全方位的文化命题,构筑新型、健康的农村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当十分重视农村文化的严峻现状,准确把握农村文化的科学内涵,有效展开农村文化“人化”和“化人”的双向过程。     

Reliability in age determination by pulp/tooth ratio in upper canines in skeletal remains

Estimation of age of skeletal remains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questions for anthropologists. The most common macroscopic methods are based on dental wear and histological evaluation of bone remodeling. These methods are often qualitative, require great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have proved inexact in the estimation of ages over 50 years. Certain dental methods investigate the apposition of secondary dentine, in the study of tooth cross-sections, and X-rays to study width, height, and pulp area. The primary author previously proposed a method of estimating the age of a living person based on the pulp/tooth ratio (PTR) method in the upper canine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verify whether the PTR method can also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age at death of skeletal remai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samples of known age as a means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