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大学引导下的福建乡村社会管理创新

该文分析了福建以社区大学为引导，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的几个成功模式，提出中国乡村重建的核心目标是在发掘乡村“在地化”的“民间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城乡互助、互动的教育、经济体系。为此，该文呼吁政府部门不断创造宽松的行政环境，扶持社区大学，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管理过程，建设和谐和文明乡村。     

信息化助推兴农惠民——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东华村发展模式调查

该文分析了东华村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坚持走科技兴农、信息兴农之路，以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站为平台，发展农业信息化的历程，总结发展模式并分析了现有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当前农村弱势群体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针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明显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有:现有法律规定不完善、法律援助适用标准模糊、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法律援助队伍不健全、法律援助的实施缺乏有效监督。有鉴于此,应该以坚持基本权利保障、尊重个人发展权和公平正义原则为指导思想,细化农村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适用标准,加强法律援助队伍的建设与监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     

农村就业市场的分层性——对华北一个村庄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

本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华北一个村庄改革开放后近20年的农村人口流动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村中的人口流动并不单纯是向外流动,而是表现为有出有进的双向流动,通过了解村中外来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发现地区发展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也存在分层性－人们的就业愿望和选择能力是有层次性差异的。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农民较之经济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民就业要求高一些、选择就业的范围大一些。而由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存在以及其它一些因素,劳动力就业市场又是分割的。两种方向的人口流动互相影响,共同推动村落经济社会的发展。     

论中国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环境的行政管理

中国环境行政管理在农村非常薄弱,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的环境行政管理更是几近缺失,导致民族地区农村环境处于无人监管的境况。民族自治机关在农村环境行政管理失灵的表现:一是民族自治机关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难以适应农村环境保护监管的需要;二是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决策机制不科学,缺乏环境与发展兼顾的综合决策机制;三是民族自治机关环保行政执法理念落后,手段单一,效率低下;四是民族自治政府权力介入时的各种扭曲现象,影响了行政执法效果;五是中央政府设立的环境管理制度在民族地区农村很难得到完全的落实;六是对民族地区农民环境权益配置不公,导致引导性环境政策在农村失去市场。     

广西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已基本建立起一套新型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保障贫困农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和采取有效的对策,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大学生志愿服务“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回顾与反思

“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是我党在新世纪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文章结合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经验，从运行体系和机制两方面分析高校如何结合专业优势，提高大学生志愿服务“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有效性与长效性。     

台湾廉政反贪研究的议题、特色与展望

廉政反贪研究是近年来台湾地区公共管理研究者高度重视的议题之一,也有相当丰硕的成果。整体而言,台湾廉政反贪研究呈现出掌握全球发展脉动、解决本地问题的研究导向、跨学科的观察视角、验证导向的调查研究、研究层级对象层面广等特色。然而在研究方法、内容或是对象上,仍有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农村职务犯罪的综合防控——以冠县人民检察院2005年以来查办的涉农案件为视角

当前,农村职务犯罪总体上呈现主体特定化、领域集中化、人数集团化、手段多样化的趋势,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严重腐蚀了国家机体,成为新农村建设道路上的一颗毒瘤。农村职务犯罪是宏观环境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当构建使村干部不敢为,不能为,不必为,不想为的职务犯罪综合防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