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状况的不断好转,农村教育环境和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教育还存在投入不足、与城市教育差距加大、教师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增加多元化教育投入,改善分配体制;认真落实国家各项政策,提高教师素质;净化社会风气,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努力培养适应农村工作的大学生村官

实现大学生村官和农村工作的无缝对接,需要从源头上提高大学生对新农村建设的适应性,也就是要重视高校母体对大学生村官素质的培育工作。为此,要加强思想教育,培养大学生立志建设农村的情感;设置就业指导课,使大学生通过课堂了解党和国家的农业农村政策;通过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实地感受农村生活;建立大学生与农村农民联系制度,促进大学生岗前转型;将农民代表请进课堂,使大学生不断加深对农村的了解。     

贵州农村赌博活动的演变特点及应对措施研究

农村赌博问题既影响了当地民众的身心健康,又危害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贵州农村赌博呈现出一些新动向,赌博活动趋于规模扩大化、组织团伙化、人员多元化、场所隐蔽化、形式科技化等,需要综合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治理。     

从公权力参与谈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预防——以皖东D县的调研数据为依据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作为承包方的村民向其他主体流转的过程。它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产物,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其中,法律风险的内容之一就是农村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的发生。经调研发现,公权力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参与可谓无孔不入,其背后潜藏的是职务犯罪大量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还原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性,依法规范公权力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参与,并加强对公权力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督,进而从根本预防农村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的发生。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政府间利益博弈探析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项政府主导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面临着三种棘手的政府间利益博弈问题,即政府部门间利益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和劳动力输出地政府与输入地政府间利益博弈。这些利益博弈问题,增加了政府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作难度,阻碍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整体进程,应妥善加以解决。     

城乡统筹制度框架中的警察公共服务定位——兼评警务效能的提升

国务院批准成都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为公安机关探索新形势下的警察公共服务定位问题提供了先行良机。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以推进“三基”工程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大力服务成都“试验区”建设,并在此过程中推进自身公共服务定位的改革,形成独具特色的“锦江模式”。“锦江模式”的实质是在城乡统筹制度框架中实现警察公共服务定位的理念和方法创新。并带动警务效能的相应提高。     

运动模式下的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局与突破--基于三维制度逻辑的多案例研究

带有运动模式特质的标准化治理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也遭遇了基层实践困境,表现为痕迹主义与有效监督并行、形式主义与标准管理共生。把握基层标准化的尺度,将实现基层行政的系统性平衡作为改革探索的重点,研究建立“科层控制、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协同”三维制度平衡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作为解局与破局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运动模式下的标准化治理困局缘于科层控制逻辑下基层产生的邀功与避责的心态,标准化治理在运动模式下的实践中经常呈现为“悬浮”状态;而专业化管理逻辑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平衡,使天平一端倾向于科层逻辑,最终导致基层标准化治理的困境;社会协同逻辑作用发挥需要相关主体及时参与到反馈机制中,但实际与前两者脱离。当前需要从制度逻辑平衡的角度出发,自下而上地构建起基层标准化框架,真正解决基层标准化治理困境。     

互联网融资创新、风险及其法律规制——以P2P网贷平台为分析视角

互联网金融作为传统金融自发改革、创新的产物,具有传统金融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它既具备金融领域的固有风险,也具有互联网先进技术与传统金融结合而生成的新风险。对于这种风险,应该坚持非法律规范—行政法规范—刑法规范的调整位阶,以保护金融创新为监管的出发点。对于致力于信用担保的P2P网贷平台,应该对其资金池引入第三方托管,不应一概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取缔。金融创新背景下,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垄断性保护失去了其正当性,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解释,应该以公众财产权益这一法益为指导。     

论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与我国金融法制的完善

本文分析了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该协议在我国实施的意义和难点。探讨了如何有效实施该协议,促进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问题,并提出加快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完善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议。     

“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人生》中高加林的心理欲望探析

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作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分子典型,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时代魅力。高加林身在农村、心在城市的存在特征使他成为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代表,他在爱情方面的遭遇也是当时的突出问题。通过对高加林的心理欲望以及与刘巧珍、黄亚萍的情感纠葛进行解读,可以发现高加林在刘巧珍和董亚萍之间遭遇的取舍难定、藕断丝连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