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以福建农村“标会”为视角

标会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信用融资行为，广泛流行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农村地区尤其盛行。一方面，标会具有为农村居民筹措资金和赚取利息的双重功能；另一方面，由于管控难度大，标会也容易造成破坏农村金融秩序等不良后果。当前，我国应当尽快设立有关标会的法律规范，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     

执政党意识与执政意识辨析

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是政党文化研究中两个重要概念,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执政党意识和执政意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统一于执政。执政党意识对应革命党意识、在野党意识、反对党意识、参政党意识;执政党意识的核心是长期执政,革命党意识的核心是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在野党意识和反对党意识的核心是民主选举赢得政权,参政党意识的核心是参与执政党的政权建设。执政意识是执政党意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主要回答执政党"为什么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等具体性问题。     

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现象透视及其治理路径——基于重庆村庄的实证调查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转移,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农村劳动力外流使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劳动力不足状态,农村呈现出劳动力总体剩余与结构性不足并立的情况。农村外流的劳动力既是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生力量,也是农村建设需要的主体。部分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并呈日益扩大趋势,引起了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因此,本文以重庆农村为个案分析的着力点,聚焦于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现象,通过统计与数据分析,剖析劳动力过度外流的特征、原因及产生的影响,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路径探索。     

“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人生》中高加林的心理欲望探析

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作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分子典型，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时代魅力。高加林身在农村、心在城市的存在特征使他成为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的代表，他在爱情方面的遭遇也是当时的突出问题。通过对高加林的心理欲望以及与刘巧珍、黄亚萍的情感纠葛进行解读，可以发现高加林在刘巧珍和董亚萍之间遭遇的取舍难定、藕断丝连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悖论。     

能动司法:型构“善政”政治图景的司法哲学——从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的民主与善政谈起

理性的司法制度应当排除行政及权力的肆意干预,但不应拒绝对国家政治生活方式的深刻思考。探寻能动司法的政治意涵,追求司法的政治愿景和保持司法内在规定性之间并不矛盾,司法的理性是对司法权的属性和司法技术的描述,而追求政治愿景则是表达了司法对文明秩序和国家理性政治生活的诉求。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刑事政策研究——以广西宾阳县为实证分析

由于家庭教育缺位、学校德育工作缺失、社会环境不良影响等因素,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呈上升态势较快,并随之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预防农村留守儿童犯罪行为的发生和降低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广西宾阳县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以检察机关犯罪统计数据为参照样本,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现状和特点,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处理措施及相关刑事法律政策,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相关情况,可以找到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处理及预防机制的解决方法。     

生态位视角下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探讨

借助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分析我国家族企业治理问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生态位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在生态位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家族企业治理中的生态位约束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和提出改善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的新思路.     

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效应分析

信息披露是委托人和投资者判断公司经营状况、决定投资行为和分配激励效应的重要依据。是进行公司治理和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在内部治理中，信息披露能够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是对管理层评价的基础等；在外部治理中，信息披露是建立有效市场的基石，它有利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等。为发挥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效应，应鼓励上市公司提升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信息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等。     

关注老龄化,推进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以烟台为例

当前农村养老问题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需要切实从农村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出发,推进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政策的绩效评价——以浙江杭州为例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是由农村低保危房家庭自愿提出申请,政府予以补助,采用新建、改建、扩建、修缮、置换、租用等方式实行住房救助的一项公共政策。本文通过国内外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方法回顾,结合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绩效表达的特殊性,从直接绩效和带动绩效两个维度,采用综合分析和民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实现程度和带动效应。直接绩效主要表现在救助受益面扩大,改造任务超额完成;公平公正凸现,最困难群众得到优先救助;居住条件改善,困难家庭居住品质明显提高;惠民政策整合,困难家庭建房负担减轻;工作机制创新,危房改造政策绩效显现。带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了困难群众就业增收,密切了党群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但是,由于危房改造面对的是农村最困难的群体,工作推进难度大,需要解决的矛盾多,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