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效度评估的几个问题

民营企业家有效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科学地评价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效度,必须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效度的含义有正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落实效度评估的组织,设计一个内容全面、结构合理的科学的效度评估指标体系。     

建国后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次变迁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转变

社会的发展变化终究要以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现出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两次重大变迁,而中国共产党执政思维的转变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过程。在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重构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状况事关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质的飞跃,完成了执政思维的历史性转变。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之忧思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引人三忧:一忧含义不明,难以执行;二忧制度运行,变形变质;三忧消极影响,不容忽视.鉴于引咎辞职赖以生成的条件短时期内在我国难以具备,与其去打造一件作用有限的监督武器,不如严格执法,加大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这才是打造责任政府,促进民主进程的正道和捷径.故建议在修改《公务员法》时,删除引咎辞职条款,使其回归道义责任之本位.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及其历史方位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概念。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形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既要考虑其一般性,又要认识其特殊的历史方位。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必须以我国历史方位为前提,据此制定政治建设的对策。     

我国实现宪法监督司法化的现实机遇

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难以落实到实处。当前建立司法化的宪法监督制度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表现在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政治文明的提出、宪法法律属性的彰显和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等几个方面,应该抓住这样的现实机遇,努力推进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关于苏共执政方式转换失败的思考

苏共传统的执政模式具有权力高度集中、个人专断、滥用权力、决策失误和政治腐败等严重弊端.苏共对其执政模式的改革先后犯下了左倾和右倾错误,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苏共执政模式的衰败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在新的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实现执政方式的转换.在遵循适时、稳定和渐进原则的前提下,变具有强制性、直接性、集权性、人治性的传统执政方式为具有合法性、间接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执政方式.     

鼎立统一：“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之一

“一分为三”命题包括鼎立统一。在中国哲学史上,鼎立统一即三足鼎立是有地位的。后来在谈“三”色变的氛围之下,鼎立统一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现在应该充分认识它的哲理性,肯定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程序及其法制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立法质量得到逐步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着公众立法参与度的逐步提高,见证了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入世则赋予了民主立法更丰富的内涵,公众参与立法无论作为民主理念抑或民主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