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性病罪的理论质疑——兼论防治性病理念及手段之多维性

《刑法》第360条第一款将卖淫者与嫖娼者同等视之并予以同样惩治是不合理和违反人道的。在目前无法全面禁娼的国情下，对嫖娼者在强制其履行安全性行为的同时还要给予打击，而对卖淫者在处罚的同时，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对性病的预防和控制要多采取一些关爱体谅的措施，并以性工作者自愿、自觉参与为度。     

审理侵犯技术秘密案件的若干问题

对超过二年诉讼时效的技术秘密侵权案件 ,若权利人未采取法津行为要求保护 ,应视为放弃该项技术秘密的权利。技术秘密权利人的权益应当得到保护 ,侵权人后续改进的先进技术也应当得到尊重。审理技术秘密侵权案件 ,判令停止侵权时 ,应考虑该技术的创新程度和技术含量等因素。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救济研究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当商业秘密遭遇侵害时，权力人可以寻求民事救济、行政救济和刑事救济。当前，行政救济方面存在多头执法、执法效率低下和行政干预突出等问题。可以通过完善商业秘密相关立法，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明确商业秘密的行政执法主体及执法程序；加大行政执法机关行政裁决的力度；建立司法协助行政执法的制度；提高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级别管辖；加强执法监督；加强执法人员的专项培训等措施来提高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救济的效率。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构成要件研究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的犯罪客体为国家安全和利益及国家秘密、情报管理秩序，前者为主要客体，后者为次要客体；犯罪客观方面为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     

TRIPS体系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与TRIPS协议关于未披露信息的保护规定既具有一致性，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对象、客体、主观方面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程序等方面，对我国法律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与TRIPS协议的要求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相关立法的建议     

司法能动主义视阈下的《香港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

《香港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的制定与实施是香港秘密侦查法治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条例的出台直接渊源于香港法院秉承的司法能动主义。该条例对大陆秘密侦查法治化具有借鉴意义。     

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通过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犯罪形态和共同犯罪问题的研究分析，认为从犯罪构成的角度看。该罪存在着犯罪未遂的形态。同时，结合司法实践，就该罪中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了探讨。     

新权威主义、立宪政体与东亚法治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东亚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体在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开放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飞跃和社会发展。虽然新权威主义政体并不排斥民主和法治,且宪法均获得了名义上的权威,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优先战略,东亚国家政治结构呈现出民主工具主义和"国家主义法治"的症状。在20世纪末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亚各国通过立宪主义的方式实现了民主主义的政治转型。     

浅析盗窃罪中“秘密窃取”的认定

“秘密窃取”是盗窃罪的核心特征。“秘密”强调行为主观方面的相对性，即“秘密”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认识，行为人自以为其行为的秘密性是针对财物控制人而言的，且“秘密”是针对盗窃罪的实行行为而言的。“窃”是区分盗窃罪与其他犯罪的关键，在实行阶段，“窃”与“骗”共存的情况下，应以侵犯财产权的决定性手段为定罪依据。“取”是盗窃罪既遂的表现，即为了实现将财物据为己有的目的而建立起对财物的较被害人更为优越的控制。     

市管县体制中博弈情境的系统分析

当前我国市领导县(含县级市)体制下的区划矛盾主要表现为各利益主体对于制度空间的博弈。通过系统科学的分析,可以从协调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理解系统内部的非零和博弈、改善系统信息非对称三个方面促成博弈的均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