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加强自身建设的路径研究

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地位尤为重要、作用尤为突出。要通过打造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工会,坚持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五个方面推进工会自身建设,切实把工会建设成为职工群众可以信赖的"职工之家"。     

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0-2009年各省的面板数据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高校经费投入的努力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及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努力程度具有负效应。在引入交互项之后,发现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对东部地区的负效应最大,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努力程度最低。在解决地区间高校经费投入不均衡问题时,要完善激励机制,提升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同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平衡地区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建设之理论基础初探——劳动哲学论纲

需要一种中介和桥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工会的具体实践连接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与工会学、劳动关系学等具体的有关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社会科学连接起来。劳动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中介和桥梁。     

国有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再论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中国和谐社会,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理顺分配关系,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有违起码的社会公正,不利于社会各阶层间的和谐,必须通过政府规制的改革对垄断行业的不合理利益加以调节,以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宪政视野中的政权与财产权

政权与财产权有着严格的差异和密切的联系,二者在互动演进中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政权与财产权的结合与分离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改革进程深入的中国只有在实践中实现政权与财产权适度分离,才能为宪政中国的早日实现铺平道路.     

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困境及对策思考

农村法治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障。多年来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制建设方略,以期加快我国法治进程。     

论和谐视阈中行政法的品格

和谐社会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促进或实现和谐是行政法学研究与行政法制实践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行政法精神、价值趋向、基本功能及其内在机理必将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变,这些转变需要引起行政法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制约和谐社会构建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和谐,也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法治为基本方策来构建和谐社会应是最佳选择.应以和谐社会的内涵与特征解读为逻辑起点,从现存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入手,对现存法律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提供基本的路径选择.     

日本政府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支持政策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以"终身雇佣制"为基础的"企业培训"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可以说是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支柱之一。但随着日本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为实现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而形成的日本型经济体制开始动摇。支持日本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日本型企业培训"由于失去了制度保障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针对上述情况,为促进企业积极、持续地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保持日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日本政府在支持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政策采取了一些政策,值得我国政府学习和借鉴。     

Did Jamie Oliver Really Put School Dinners on the Agenda?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Policy Making

Healthy eating is high on the government's agenda in current times and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the media appears to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utting it there. While media focus is no doubt intense and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public education (take Jamie Oliver's 2005 Channel 4 documentary, ‘School dinners’, for example), the question t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is article, is whether the media has led the government agenda on healthy eating and school dinners as appears to be the case.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suggests otherwise: government policy was already well set before the media began to show a concerted interest and hence its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is more limited than might be expected. Rather than setting agendas per se, the media's role has been to refine and energise existing policy areas and to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