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治理

从探讨公司法人财产权和公司治理二者关系角度入手,对中国公司法中"法人财产权"的内涵与性质加以阐释和分析。法人财产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包括对实物财产享有的所有权和对其他财产享有的完整权利,法人财产权的确立与归属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与保障,是公司治理权力分化与制衡的出发点及归宿,而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构与确立也维系着法人财产权的地位,是实现法人财产权的组织保证。新《公司法》删除了原《公司法》关于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规定,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度与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     

论环境权的要素及与其他权利的界限

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学核心问题之一,是随着世界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而生的晚近事物,其性质、内容均具有不确定性。应以环境权的私权化为前提,并以此为基础设计环境权的要素之边界,从而使环境权和其他权利在私法体系中协调共处。     

论物权请求权的制度价值--兼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有关规定

物权请求权是否为脱离干债权的一类独立的请求权,取决于对有关利弊的实证分析而非逻辑推理.物权请求权应独立于债权体系,相应地,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有关规定应予以完善.     

对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不同意见及建议

物权定义建议增加排他性效力;建议修改物权定义、不动产登记簿的证据资格、不动产登记的善意保护的效力,登记机构的过错责任、占有改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公共设施属于国家所有,善意取得、承包经营权转让、抵押等条文;建议增加关于宗教财产归属、取得时效、营业质权等规定;建议删除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关于物上请求权之规定,删除第十五章即居住权的规定。     

民法典应如何安排人格权制度

应如何规定人格权 ,是我国制定民法典中的问题之一。人格权关系属于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 ,应当“入典”;然而 ,人格权关系在权利的得失变更方面 ,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又有区别 ,因此不宜“独立成编”。     

《民法典》时代的劳动者私生活安宁权：确立与实现

劳动者私生活安宁权的生成，既得益于《民法典》的颁行，又源于网络化时代劳动者私生活安 宁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从权利性质上看，劳动者私生活安宁权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属性。然而，在当下 其权利实现却面临诸多困难，表现为与雇主监督管理权的矛盾及冲突，《民法典》隐私权保护框架的不周延性 以及劳动法保护规范的滞后性。研究建议，就劳动者私生活安宁权的实现路径来看，一是要对《民法典》的保 护路径予以细化和调整，二是要在劳动法中创制新的制度与规则对劳动者进行特别保护。与此同时，应遵循 “两 步走”策略，以协调《民法典》保护与劳动法保护之关系，从而充分实现劳动者的私生活安宁权益。     

警察权益保护的现实选择

警察维权是公民维权工作中对应的一个特殊群体,警察权益应包括警察行使权力和警察享受利益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法律加以规定和保护的,不容侵犯。但警察维权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人民警察权益保障缺位有诸多原因;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应从多方面着手。     

浅析“ICESCR＂2．1款“可获得最大化资源＂的内涵

近年来,关于如何推进国际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人权的进一步实现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现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推进人权的目标进一步实现,如何界定可获得的资源以及如何分配这种资源变得尤为重要。为此,国际社会各界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界定“资源”的定义时,很多人将其限定在经济领域,这种理解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在实现人权的过程中金融资金和财政等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但一国所拥有的自然、教育以及公权力等资源也是推进人权目标实现所必须的,基于此,对资源进行多元化理解能够帮助一国更好地推进实现人权的目标。     

系统论视域下平台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的基本逻辑

新型平台用工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构建劳动者劳动权益系统性保护的必要。从系统论视角审视,新型平台用工方式冲击了我国传统以劳动关系构建起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系统,突出表现为劳动从属性弱化割裂系统整体性,多层嵌套性用工消解系统层次性,内外环境互动渠道受阻影响系统开放性。研究认为,借鉴系统论相关原理,我国平台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的基本逻辑应遵循三条路径展开：加强系统整体性,推动劳动从属性各要素的优化重组;扩容系统层次性,构筑劳动关系分层分类保护体系;提高系统内外环境开放性,构建政府、平台、工会、平台劳动者等多元协同治理场域。将平台劳动者纳入系统保护中,推动我国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系统迈向更高层次的动态平衡。     

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与全球劳动关系的演变

马克思的劳动关系理论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劳动关系的演变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劳动关系内部权力结构及处理机制所发生的变化使劳动关系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权力与利益分化,当代劳动关系的复杂性远远高于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在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关系的理想模型中,不存在由劳权缺失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与分化。在这种理想的劳动关系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劳权保护机制是不能缺失的。在劳动关系内部,保护雇佣劳动者劳权的唯一途径依然是减弱资本优先权和管理优先权对劳动关系的过度控制。在劳动关系外部,完善的公共保障体系则能够同时保护雇佣劳动者和非雇佣劳动者的劳权。随着非雇佣劳动者数量的增长,劳权保护将对公共保障体系形成更多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