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少年劳动权益法律保护之探析

青少年作为社会现实的或潜在的力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劳动大军.但是,我国在青少年劳动权益保护方面的现状令人担忧.提高全社会对青少年劳动保护的意识,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的能力,从立法、执法上完善、落实对青少年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将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期待权概念之理论源流与界定

期待权相对于传统民事权利类型,从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处于取得物权途中的新型权利。它活生生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当权利的取得在时间或效力上具有了不同的程度,就可能产生期待权。为了保障期待利益不受减损并顺利转化成完整权利,法律赋予期待权保障和防御的效力,可对抗相对人、任意第三人的妨害行为。期待权因受到法律的完备保护而具有预先效力,获得权利取得的确定性和独立的可让与性。     

关于维护困难职工群体合法权益的思考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 ,维护困难职工群体合法权益 ,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是保证党的基本路线顺利贯彻执行的需要 ,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需要 ,是巩固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需要 ,是有效地减少和化解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的需要。做好这项工作 ,需要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参与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切实把这件大事抓好。     

美国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之关系权研究及启示

美国欠缺行为能力成年人之关系权学说经过多年的发展日趋完善。它从社会关系学的角度来分析了成年人监护的设立、被监护人权利的维护以及终止监护的条件。独特的分析角度、严密的逻辑性、富有实效的操作规范使得它具有高度的研究价值,为成年监护法律制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于我国高龄智障者日益增多,我国仅限精神病人为成年监护的对象,完全无法利用该制度保护其利益。现行条文不仅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且法律条文规定过少,非常有参照外国立法修正本国立法的必要。     

《反垄断法》私权利保护之比较研究

历经十三年酝酿的《反垄断法》终于颁布与生效了,对于它的讨论亦如火如荼。适逢我们讨论《反垄断法》之秩序、平等、效益等基本价值追求时,笔者认为,在《反垄断法》中,对于利害关系人私权利的保护亦尤为重要,本文欲从比较法的角度,通过剖析我国《反垄断法》私权利保护之缺失,就私权利救济的完善提出笔者之建议。     

埃及违宪审查制度研究

埃及的违宪审查属于专门机关审查模式,由最高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最高宪法法院在行使违宪审查权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宪法监督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将国际人权条约、非洲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所规定的人权保护条款与埃及伊斯兰的传统相结合,扩大了埃及宪法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作用。     

深刻理解和深入贯彻《物权法》需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

深刻理解和深入贯彻物权法的关键,是充分认识物权法中"物"、"权"和"法"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并把握好物与物、物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权以物为客体区别于知识产权、人身权与债权,并筑构了民法的完整体系;以明确物的归属,规范了财产权利的界定,实现定分止争,以明确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规范权利的延伸,实现物的增值;物权法以明确财产权来保障人权、推进发展、促进和谐,因而是人权之法、发展之法、和谐之法。     

人体基因财产权研究——“人格性财产权”的证成与施用

按照经典权利理论中人/物、人格权/财产权的二元界分逻辑,人体基因作为整全的人身的组成部分,处于人格权的保护之下,被禁止用于谋利性交易。然而,随着基因科技的发展及基因的产业化应用,人/物的界限被内移到了人自身,人体基因也日益外化而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当基因科技的施为力量已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经典权利理论所依仗的人/物二元界分的基础时,试图非此即彼地以人格权或财产权来界定人体基因的法律属性,都不会实现关于基因利益的公平分配和确保人格不被减等的结果。问题的出路,似乎在于在人格权和财产权的混同处,提出一个新的人格性财产权的范畴界定人体基因的法律属性,并综合运用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机制来保障基因资源提供者的利益。     

服刑人员性权利保障问题初探

随着依法治国和司法改革步伐的不断推进,我国服刑人员人权保障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有许多尚需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其中,性权利作为服刑人员所享有的一种自然权利,却因受社会意识观念和国家法律体制等因素的制约,造成其本应合法享有的性权利成为被剥夺自由权的"殉葬品"。通过对服刑人员性权利现状实证调查,制约服刑人员性权利保障的因素有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制等因素,把基本人权这一理念贯彻到解决服刑人员性权利问题的行为中去,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不失为一较好的思路。     

和谐社会视野下警察权配置问题探析

警察权作为公共权力的一种,本源于人民,应服务于人民。然而,警察权自身的侵略性、扩张性又使它成为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权力。为此,有必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从法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角度,对我国警察权重新予以科学合理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