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追求与反思的交互

对现代性的探究和追问构成了现代社会学发展的初始动力。面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学,在现在讨论现代性时日益凸显出强烈的反思精神,就是要面对现代性本身由西方向本土、一元向多元、对立向沟通转变的历史现实。现代性本身的讨论需要从方法和界限多个维度展开,在交互式的关照中进一步确定现代性的意义。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行政化及其矫正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领导方式以行政命令、强制指挥为主，在领导体制上党政融合，在活动方式上混淆基层党组织与基层行政组织的功能边界。政党行政化的形成，与历史经验、体制渊源、领导干部认识局限等有关。行政化的矫正，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由过去的指令型向引导型、指挥型向示范型、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行政调查法律关系论

行政调查是行政机关实施的关乎相对人人身、财产和个人隐私等宪法权利的活动。从结构上看，它包括调查主体、调查客体和内容三个方面。因此，规范行政调查，将行政调查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置于平等法律关系的调控与整合之中，使行政调查法律关系在实质上形成一种程序性法律关系至关重要。     

从代价论视角观看当代中国发展

代价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该文深入阐述了研究代价的必要性,立足社会发展代价的基本内涵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代价的具体体现两个维度,指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坚持正确的社会发展代价观应遵循合真性、合善性与合美性相统一,前瞻性与后补性、主导性与全面性相结合和低代价的和谐发展原则。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从"两个文明"发展到"四个文明",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发展。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既相互联系,又互不包容。将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四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既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国行政法治30年

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30年。平稳的动力机制之下，行政法治稳步推进。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法治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基础上，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可以引起学术界对中国行政法治更广泛和深入的思考，从而为21世纪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论行政裁量的利益沟通方式

在现代社会，行政裁量涉及各种不同利益的博弈、协调和权衡，其实质是一个利益沟通的过程。为实现对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有必要在行政正当原则的统领下，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参与、听证和公开的利益沟通方式，并构建新型的契约、磋商、和解、调解等实质性利益沟通方式。     

从排斥到融洽：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以宁波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宁波市针对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初期的社会排斥现象进行了制度改革，使外来农民工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得到了健康发展。宁波的实践说明：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既需要制度设置、政策安排等社会外置性条件的改革，也需要外来农民工的主体后致性因素的提高，双方良性互动，才能较好地达到社会融洽。     

两大法系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及在中国的合理借鉴

一般认为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苏格兰,并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然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这一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和做法,这些类似的制度或做法同样体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核心和实质精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及个案的公正。在中国,立法中过度管辖的存在和互联网立法的缺乏使得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引入存在必要性,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和司法实践又使得该原则的引入存在着可能性。应当结合有关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社会契约思想及现代法治国家义务观的集中体现，从犯罪学和被害人学的角度，更反映了犯罪人与被害人利益衡平保护的原则。该制度通过对犯罪被害人进行补偿，回复由于发生犯罪而．失衡的法秩序及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信赖，由此安定社会秩序。以此为基础，结合黑格尔的等价理论，针对不同的犯罪形态，以犯罪人的赔偿为前提，综合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使犯罪被害人不仅获得形式上的平等和公正，更重要的是获得实质上的平等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