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之研究

在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中,“三农问题”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在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由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失地农民无事可做,经济利益受损,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等诸多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应构建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强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作用,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法律思考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兴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状况演进发展,被誉为＂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明显加快,规模不断扩大,形式多种多样,这是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也是我国农业迈向现代化的未来之路。引导、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嫖宿幼女罪再思考——一种国际公约的视角

嫖宿幼女罪自其设立之时就在学者中间存有争议,近年来发生的几起影响较大的嫖宿幼女案,更将争论推向社会各界。在这些争论中,更多的意见是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并人奸淫幼女,以强奸罪论处。从国际公约的视角来看,嫖宿幼女罪的罪名确属不当,然而,将嫖宿幼女合并于奸淫幼女的意见也值得商确,事实上也难以实现。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当作强迫幼女卖淫,以强迫卖淫罪论处。     

要约收购刍议

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为获得或加强对上市公司(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而采取的向该公司所有的股东公开发出买入要约的方式来购买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通常为普通股)的民事法律行为.它是上市公司收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除要约收购方式以外,还有协议收购方式.要约收购应当遵循股东待遇平等、要约慎重、禁止滥用反收购措施和保护少数股东即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证券法主要通过制定强制收购要约规则来规范要约收购行为,平衡收购者、被收购者及其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以达到既鼓励公司的兼并重组,又不至于严重损害目标公司少数股东利益之目的,进而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稳定和安全地运行.     

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一核心,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主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该文通过对北京市、上海市、陕西省、湖北省等地的调查研究,分析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如进行的五轮行政体制改革就有四轮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和重点。但是，职能转变收效甚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不成熟、社会组织发育迟缓、行政体制改革内动力不足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会转型期政府的二难处境导致职能转变受阻。我们必须根据我国所处的特殊转型阶段和市场的特定要求，决定“放松管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同时要高度重视对市场秩序的监管以及对“监管者”权力的监督。唯此，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平稳、有序和有效。     

高职院校要重视和加强大学生择业观教育——以秦皇岛市高职院校为例

受当今社会文化观和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高职院校学生择业观存在过于限定自身择业地域和就业单位、过多重视薪酬福利、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估不准确、择业准备不充分等问题。学生择业价值观不正确、学校对学生就业方面指导不足、政府相关政策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此,应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加强大学生择业观教育：一是放宽户籍限制,促进人才流动;二是合理调整薪酬期望值,正确看待教育的投入产出;三是加强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四是建立全程的就业指导模式;五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     

理想人格之丰碑——尼采的“超人”学说解析

本文通过对尼采"超人"学说的分析,揭示了尼采所展现的这种理想的精神超人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超人"所表现的积极的悲剧主义精神和伴随着破坏性的伟大的创造性."超人"的真正魅力在于他在悲剧中崛起,在衰败中创造.从而彻底摈弃了叔本华那种追寻涅槃寂灭,灭绝意志,超脱欲望的悲观主义.     

论十六大的主旨与宪政的发展

十六大所确立的主题和基本内容 ,为建设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宪政国家指引了方向。十六大报告的主旨将在六个方面对宪政的发展产生影响 :小康社会初步奠定宪政的社会基础 ;扩大基层民主是宪政建设的立足点 ;完善财产制是对宪政经济基础的巩固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宪政必备的两个要素 ;解决“三农”问题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宪政实施的社会环境保障。     

抗争与决裂:集体时代女性参与建构自身地位的再认识——以湖北恩施土家族双龙村女性为例

本文通过对湖北恩施双龙村3位女性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探讨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女性权利和地位变化的过程。文章认为,经历集体化的中国乡村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社会权利增加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单纯只是凭借了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和政治动员,更重要的是依靠了大量女性自身的抗争行为:她们在主体意识觉醒后,主动利用国家政策与家庭、家族及歪曲国家政策的基层行政人员进行斗争,最终与传统决裂。女性不是国家力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缔造者和改编者,国家既充当了女性解放的裁决人,又被利用成为解放的工具。并最终,在多方力量的博弈和较量中,女性部分完成了提高自身权利和地位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