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发展权与知识产权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源泉。不同文化之间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和交流,才能够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化多样性是实现发展权的必然选择。各国在实现发展权的道路上逐渐摆脱单一西方化的发展模式,力图建立一种在吸收本土优秀文化之上的发展模式。在保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的制度选择中,知识产权制度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手机谣言短信与行政权的介入

在手机短信给人们交流信息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出现了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谣言短信便是其中之一。谣言短信侵害了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严重扰乱了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治理谣言短信,行政权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介入。当然,行政权在介入治理谣言短信时,必须把握一定的原则,妥善处理好治理谣言短信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传统和合文化背景下的表达权

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开新与挖掘,吸收其积极思想,对现代公民行使表达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和合文化包括“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中庸之道”等重要内容。和合文化作为我国公民行使表达权的特有文化背景,不仅有利于实现对多元化利益表达的包容。同时,还有利于对个性化利益表达的支持,以及对冲动性利益表达的抑制。     

法人名称权法律性质研究——基于私权二分法的角度

依权利客体与人格之关系不同,私权分为人身权与财产权。当人格权客体由人身“降格”为身外之“物”时,其上成立财产权,得为让与之标的。因此于法人名称之上可以成立二种不同权利,当名称为人身之一部时,其上成立法人名称权;当名称为身外之“物”时,其上成立无体财产权。故“混合权利说”应予抛弃,关于法人名称权定性的其他学说亦有失偏颇。     

《物权法》事件的宪法解析——以宪法变迁理论为视角

物权法草案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平等保护是不是违宪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虽然最终通过的物权法肯认了物权法草案的精神,但是从宪法学理上解释是否违宪至关重要。直面“物权法问题”,我们会发现其与多年前的“良性违宪之争”面临的是同一宪法困惑,而宪法变迁理论能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论动产所有权让与中的交付

动产所有权让与中的交付,又称动产所有权出让或转让中的占有的移转,其既为动产所有权让与的公示方法,也通常为动产所有权让与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要件,类型上涵括现实交付、观念交付及其他特殊形态的交付。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对于此等交付的厘定(规定)较为简略或存有阙如,宜结合域外立法成例、法理或学理而予阐释、厘清及释明。透过如是的工作和努力,期冀可以建构起我国动产所有权让与中交付规则或制度的解释论("注释论""评注论")系统,由此使这一规则或制度可裨益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与经济实践,并进而发挥其具有的积极功用与价值。     

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以网络平台隐私政策中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为诱因的侵权案件频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消解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与知情权、解释权、被遗忘权、脱离自动化决策权保护冲突的关键是,对格式条款进行类型化处理,分别进行效力认定。网络平台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致使信息主体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格式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信息主体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格式条款符合我国《民法典》第497条规定之情形的,应认定为无效;“主要权利”的认定,在考虑合同内容的同时,应奉行合同性质决定论;以“理性人”构建网络平台的解释义务标准,力争在保障网络平台健康发展的同时,切实维护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     

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     

政府利益与行政权力失范

政府在行政活动中具有充分的权力、财力和文化资源支持,有着特殊的角色地位,因此政府利益具有特殊性,政府利益的特殊性和地位角色的特点使得政府存在着不适当利益,在不适当利益的驱使下,政府必然可以利用自身特有资源扩张或缩小行政权力,甚至根本不使用行政权力.     

古希腊哲学中的灵魂问题初探

在古希腊哲学中,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再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灵魂问题进行了阐释,分别赋予灵魂概念以物质、精神、运动、认识论和主体性的意义,并以灵魂问题为切入点,在人类认识史上开启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从而使灵魂问题成为古希腊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