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宗教热的社会根源探析

现代宗教热导源于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精神危机 ,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生态危机、核威胁、城市恐怖综合症、社会分离、变式文化、物质刺激、信息化、快节奏、社会竞争以及工业文明向后进地区的推进造成了普遍的焦虑与恐惧感、孤独与寂寞感、失落感、依赖与疏外感、疲惫与紧张感及适应能力缺乏感。这些精神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刺激了人们的宗教需求 ,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谐”对人生命的本质性意义     

美国强大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绎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是在国家控制力极强、乡村社会自治性极弱的政治格局下,基层民众被迫执行国家一系列非理性政策的结果.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表现为单方面的国家权力下沉态势,地方社会的自治性不断削弱.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深度,二者演变为控制与被控制、挤压与被挤压的极端不对等关系.在此状态下,国家权力极度扩张而发生非理性的行为,乡村社会"缓冲地带"消融,面对外界的过度索取失去免疫力,无力抵抗,最终酿成农业危机.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将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在多元文化、经济收入、社会制度、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文化、娱乐文化、科技服务、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

延安精神主要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民主、自由精神，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廉政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它同时表现为树立民主样本、建设清廉政治、推动整个国家进步的精神，探索跳出“周期率”的政治新路精神。延安精神是知、情、意诸方面有机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     

网络诽谤犯罪立案管辖之困境与价值抉择

本文对网络诽谤犯罪案件载体与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并解释了刑法扩张的合理性,试图从诽谤犯罪规制的价值选择出发,考察域外法制,平衡社会公益与公民权利,平衡言论自由与公民人格尊严,提出修正现行法律规范的建议,或加强公权力救济、强化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侦查权合理运行。     

公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中的权力均衡研究

中国公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权力失衡。通过分析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失衡及原因,探讨实现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均衡化路径,对于深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依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制约监督机制

关于当前中国腐败的本质及其成因，学术界众说纷纭。其实，腐败的本质就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的滥用和私用），而公共权力的异化则源自国家公共权力及其行使者内在矛盾的两重性。只有构建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探索公共权力异化的根源及其制约监督机制，有助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