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环境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是我国政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及其政治生态学的观点看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系统之外必然存在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要素。这些环境要素对少数民族基层政权系统的活动内容及方式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制约和影响。少数民族基层政权系统的活动必须充分估计与认识这种制约和影响 ,才能更有效地改造环境要素 ,从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步伐     

论人身损害案件中的精神赔偿

现行法律对人身损害中精神损害的赔偿原则、赔偿数额标准等缺乏明确规定 ,同社会实际需求不相适应。由于加害人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人身损害行为 ,在客观上不仅损害了受害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 ,还会导致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严重后果。人身损害的精神赔偿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适当限制原则 ;适用对象应当是在人身损害中依法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利的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 ;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标准 ,可以依据经鉴定的伤残等级 ,确定一个限额幅范围 ;赔偿金以多次支付为原则 ,有条件的一次性支付为例外。     

论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迅速审判权

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作为刑事被追诉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已被大多数国家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反思我国相关刑事诉讼立法关于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保护的不足以及相关制度的缺陷,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推进我国刑事被追诉人迅速审判权的必要性问题值得关注。     

论规制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

形势异常复杂、多变,立法机关不可能预见社会治安形势的全部以及公安行政执法活动可能发生的所有影响。因此,法律不得不授权公安机关在法律原则指导下,执法主体根据具体情况斟酌权衡从而采取适当的措施。本文从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理论内涵入手,在探讨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适用原则和存在情形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结合公安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剖析了问题成因,探索性的阐述了当前形势下对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有效规制的途径及对策。     

权力与权利的和谐--《治安管理处罚法》解读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存在许多弊端,已经不能适应治安管理的需要.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一方面增加了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方面的权力,确保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的惩处,同时注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注重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体现了警察权的理性扩张和法律调控机制的有机统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和衡管理——软警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和衡管理是以文化造就的人和为根基,以恰如其分地对正目标做事而获得最大利益,以机制平衡各种关系矛盾,从源头做起的一种崭新的管理理念。在公安队伍管理中实施和衡管理,对于软警力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具体操作中,可将提升软警力的组织总目标分解为“人和”、“事中”、“制衡”、“活源”几项子目标,然后分别围绕各子目标制定出各有侧重而又相互关联的相关措施。     

试论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运行

侦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检察系统内部和检察系统外部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履行侦查权,更好地解决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中存在的不足,只有通过几个方面的改革加以完善。     

国家所有权性质问题研究——针对国有资本的分析

根据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和《物权法》的规定,在国有资本经营领域,国家对国企享有的"国家所有权"是一种物权。这一观点违背"资本不是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国有资本领域内劳动者(国企职工)的法律地位,也与诸多部门法制度和我国的现实相冲突。从物权法律制度和理论上讲,国家既不可能对投入国企的财产享有所有权,也不可能对国企本身享有所有权。实际上,此等"国家所有权"乃是国家通过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享有的对于国企的控制权和剩余(价值)索取权,是一种经济公法领域中的公权力。     

论检察官之定位

法律卫士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从检察官制的起源论证检察官作为法律卫士的合理性：其次,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司法官署,从身份上保障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再次,在体制上,通过塑造检察官的法定义务和客观义务来保障其法律卫士地位的现实性。     

The politics of Uber: Infrastructur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Platform firms have been depicted as having structural and instrumental power and being able to prevail in regulatory battles. This article, in contrast, documents how they have often adapted to regulations and provide different services across locales. I show that platform firms have a specific type of power, infrastructural power, that stems from their position as mediators across a variety of actors. This power, I argue, is shaped by pre-existing regulations and the firms' strategic response, that I call “contentious compliance”: a double movement of adapting to existing regulations, while continuing to challenge them. I apply this framework to the expansion and regulation of Uber in New York City (US), Madrid (Spain), and Berlin (Germ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