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与法理逻辑——对我国死缓制度的反思

死缓制度作为一项独创的法律制度,源自并沿袭了历史政策。其产生由于政治情势而省却了严谨的理论论证与探讨。1979年刑法对于死缓制度的规定在法理与逻辑上均存在严重问题,从而造成立法文意、刑事政策与司法实践的脱节与断裂。新刑法虽对此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但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此问题变成了彼问题而已。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死缓制度自身存在的不合理性所致。所以可以考虑舍弃死缓制度。这种建议并不违反我国少杀、慎杀政策,事实上死缓制度的背后反而隐隐有重刑主义思想的痕迹。     

死刑犯器官移植问题研究

死刑犯的器官移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先对死刑犯器官移植的可行性进行法理分析,进而从处分权、收益权、相关性的权利三个方面对死刑犯器官移植中的权利层次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规范死刑犯器官移植的立法体例,以此加强对死刑犯器官移植中基本权利的保障。     

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的异化

原本用以限制、减少死刑立即执行数量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在其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标准的混乱、其内在包含的死刑性和无期徒刑性的冲突,反而使其在实践中走向异化,并且由于司法人员对其的误用,更加加深了这一趋势。对这一悖论进行探讨。     

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程序之管见

刑事再审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救济程序,再审的对象是已经生效的法院裁判。唯其特殊,世界各国对再审程序的启动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在普通程序穷尽之前,不得启动再审程序。文章首先揭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基础,剖析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之现状及其价值冲突,从比较法的视角对两大法系的再审程序作一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法院提起再审程序进行重构。     

试论刑事判决在行政诉讼中的预决效力

刑事判决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既判力的繁难程度.刑事诉讼作为国家公权力最先调整的领域,其制度的功能性已经较为严密.在其后的行政诉讼领域,由于制度的稚嫩感尚未消除,在逐渐演化的过程里吸收刑事法功能要件和既定判决的优势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应当从刑事判决在行政诉讼中的预决力出发,考虑两者制度的趋同性,具体构建刑事判决在行政诉讼中预决效力制度.     

行刑时效制度的立法建言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只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而未规定行刑时效制度。行刑时效制度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与合目的性 ,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行为人已经改善 ;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已不可能实现 ;社会秩序复归平稳 ;社会正义。行刑时效的各项制度内容均应以行刑时效的根据为根据。在对行刑时效根据和制度内容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现行刑法典中应增设行刑时效制度     

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法完善之探讨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实践中常见多发的一种过失犯罪,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对该罪的构成要件的设计及法定刑的配置方面都存在缺陷,本文就此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重新设置了构成要件和法定刑。     

关于发放高利贷行为的刑法评析

某一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先判断其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并且这一国家规定是指明确此种行为可构成犯罪并需要承担相应刑罚后果的禁止性规定。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仅将发放高利贷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发放高利贷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之“违反国家规定”的前提要件。此外，如果将发放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将导致其与高利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间在法定刑设置上不相协调。     

监狱人性化管理与罪犯权利保障

人性化管理是目前监狱行刑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它以符合和满足罪犯的基本需要为出发点 ,以保障合法权益和培养健康人格为重要内容 ,以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为价值取向。     

刑法分则中罪状模式的比较分析和立法完善——兼与“既遂模式”论者商榷

对于需要处罚的未遂的故意犯罪,我国刑法分则通常以既遂为标本规定基本法定刑,但对于基本罪状的规定则既不同于意大利刑法明示的既遂模式,也不同于德、日刑法在逻辑上隐含的既遂模式,而是一种非既遂模式。这种法定刑上的既遂模式与罪状上的非既遂模式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导致了学界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罪状模式的误解,并由此支撑着一个虚假的犯罪既遂理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借鉴意大利刑法的既遂模式,将犯罪的既遂要素明确规定在基本罪状中,并通过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明确未完成行为的刑事可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