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     

重构婚姻判断标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婚姻判断标准体系，判断婚姻的主要标准，就是单一的婚姻效力判断标准。不论是什麽形态的婚姻，都用婚姻有效无效标准判断。这种婚姻判断标准，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容易造成对不同婚姻形态的误判。因此，应当建立以婚姻的属性要件、形成要件和效力要件为评判标准的科学评判体系。     

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三个问题——以李庄案为例

李庄案不但涉及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司法认定，而且还涉及一系列基础的犯罪论问题。李庄“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的行为，不能毫无例外地简单地认定为辩护人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同时，不能将一般的“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应明确限制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同时兼备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双重特征，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作为李庄无罪辩护的实体法理论依据本身缺乏充分的刑法规范依据和刑法理论支撑。我国应采取明确限缩犯罪成立最低规格的立法政策和立法技术，重新构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内将标准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等犯罪论关系范畴进行周延的逻辑梳理，实现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的逻辑自洽。     

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论纲

要实现环境刑法基本理念的突破，亟需回归环境刑法应然的生态本位。一方面要主张环境刑法应以环境大生态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为目的，这有利于实现环境大生态的安全、公正、和谐等价值；另一方面要批判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这有利于发挥环境刑法的生态保护作用。     

创新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三农”问题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前期制度绩效，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探索创新和完善这一制度的途径。     

中国制造业走出国门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入世后,中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面临着专利技术侵权的严峻考验,在国际大企业不断的侵权诉讼中,寻找问题的关键和突破重围成为国内企业走出国门的当务之急。本文结合2003年里发生的中国制造业在国内外所受的专利侵权案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江苏省制造业为例,试对我国制造业在WTO大背景下出口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从公权力参与谈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预防——以皖东D县的调研数据为依据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作为承包方的村民向其他主体流转的过程。它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产物,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其中,法律风险的内容之一就是农村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的发生。经调研发现,公权力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参与可谓无孔不入,其背后潜藏的是职务犯罪大量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还原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性,依法规范公权力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参与,并加强对公权力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督,进而从根本预防农村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的发生。     

农地抵押风险及预防机制分析——基于“三位一体”综合农协视角

农地流转是三农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目前国内农地流传中的抵押现象引人注目,此问题关键在于农地抵押的风险及预防机制。运营体系自成一体的综合农协内在组织能力具有化解农地抵押风险的功能。风险—中介—化解程式表明综合农协主要部门在相关风险对接上能较好进行匹配。本文以三位一体农协为出发点,总结出促进农地抵押实现的以供销社、合作社以及信用社为桥梁的预防机制。     

时间价格指数和空间价格指数的比较与协调

价格指数在经济政策尤其是价格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时空维度上看,价格指数一般可分为时间价格指数和空间价格指数,二者都属于价格统计的范畴,在编制要素、编制流程、组织管理模式、加权处理方式、质量调整方法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时间价格指数和空间价格指数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理论内涵、指数性质、测度目标、计算公式、规格品价格调查范围、权重数据来源、规格品选择方案和对数据的要求等方面。推动时间价格指数与空间价格指数的协调,有助于建立一致、统一的价格统计体系,形成反映地区价格水平及变动的完整图谱。为此,实践上应积极探索ICP与CPI统计体系的整合,增加二者在居民消费品基本支出分类上的直接匹配度。     

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法治的关系

宪法诉愿制度有主观的权利保障和客观的宪法秩序维持二重性功能,该制度还有宪法实现、平衡国家与个人关系以及少数保护的功能。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有着抗衡专制的共同价值取向,是一对互相促进的共生体。宪法诉愿制度与法治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制度本身包含了法治原则,宪法诉愿制度的施行对法治理念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