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婚姻判断标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婚姻判断标准体系，判断婚姻的主要标准，就是单一的婚姻效力判断标准。不论是什麽形态的婚姻，都用婚姻有效无效标准判断。这种婚姻判断标准，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容易造成对不同婚姻形态的误判。因此，应当建立以婚姻的属性要件、形成要件和效力要件为评判标准的科学评判体系。     

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三个问题——以李庄案为例

李庄案不但涉及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司法认定，而且还涉及一系列基础的犯罪论问题。李庄“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的行为，不能毫无例外地简单地认定为辩护人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同时，不能将一般的“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应明确限制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同时兼备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双重特征，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作为李庄无罪辩护的实体法理论依据本身缺乏充分的刑法规范依据和刑法理论支撑。我国应采取明确限缩犯罪成立最低规格的立法政策和立法技术，重新构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内将标准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等犯罪论关系范畴进行周延的逻辑梳理，实现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的逻辑自洽。     

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论纲

要实现环境刑法基本理念的突破，亟需回归环境刑法应然的生态本位。一方面要主张环境刑法应以环境大生态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为目的，这有利于实现环境大生态的安全、公正、和谐等价值；另一方面要批判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这有利于发挥环境刑法的生态保护作用。     

创新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三农”问题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前期制度绩效，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探索创新和完善这一制度的途径。     

中国制造业走出国门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入世后,中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面临着专利技术侵权的严峻考验,在国际大企业不断的侵权诉讼中,寻找问题的关键和突破重围成为国内企业走出国门的当务之急。本文结合2003年里发生的中国制造业在国内外所受的专利侵权案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江苏省制造业为例,试对我国制造业在WTO大背景下出口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从公权力参与谈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预防——以皖东D县的调研数据为依据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作为承包方的村民向其他主体流转的过程。它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产物,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其中,法律风险的内容之一就是农村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的发生。经调研发现,公权力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参与可谓"无孔不入",其背后潜藏的是职务犯罪大量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还原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性,依法规范公权力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参与,并加强对公权力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督,进而从根本预防农村土地流转中职务犯罪的发生。     

外部性视野下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

由于《价格法》和《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价格听证的规定比较粗略，消费者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救济权等得不到真正实现，政府、企业的程序义务、违反义务等得不到真正落实，导致在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利益三角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使得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从而遭受负外部性。价格听证中的外部性的经济法克服需要：其一，赋予消费者相应的权利并保证其实现；其二，赋予经营者相应义务并保证其实现；其三，赋予政府相应职责并保证其实现。     

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管辖相关问题的几点质疑

由于我国刑事立案管辖制度对立案管辖权的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立案管辖制度规定的粗疏，且法律、司法解释、各部门规定的内容不统一，缺乏协调性；公、检、法三机关的刑事立案管辖权划分不科学、交叉管辖、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的刑事立案管辖权限，理论界对于监狱是否应该享有立案管辖权也存在争议。文章从立案管辖的划分标准等三个角度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案管辖制度提出质疑，为现行制度的合理运行提出一些完善相关立法的补救措施。     

通货紧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分析

通货紧缩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需求的不平衡是形成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治理通货紧缩应从优化投资、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出口等方面入手。     

论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农民阶层的社会流动,是农民转型的体制障碍。改革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尝试建立土地共同基金,是促进城郊农民市民化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