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的地位与功能研究──重庆市人大在依法治市中作用的实证分析

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为我国的政治发展目标确立了基本方略。依法治市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文明进步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本文作者根据其长期在重庆市人大工作的经验,对重庆市人大在依法治市中的作用情况作了简要的回顾,论述了人大在依法治市中的应有地位,并对人大功能的健全及机制的完善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授权立法的位阶探讨

我国应在制度上明确授权立法的位阶应与被授权机关制定的法文件的位阶相同。原因在于授权立法权是没权机关转移于被授权机关的;授权立法具有法律效力,不等于其位阶与法律相同;即使西方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授权制定的法文件,与议会制定的法律位阶也不相同;经过授权机关批准的授权立法也不具有与授权机关制定的法文件相同的位阶;不能因为国务院根据特别授权制定的法文件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就认为它具有与法律相同的位阶。     

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意义、现状与展望

建设公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既是新时期我国反腐斗争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护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公立高校健康发展的需要。现阶段,各公立高校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部分公立高校的教职人员对高校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工作的认识存在偏差、对风险点的查找缺乏权威监督、防控措施存在不足等。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今后应以制度建设为基本路径,以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落实和配套为依托,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根本保证。     

论家庭身份的私法人格底蕴及其历史演变

随着家庭在氏族社会内部的出现,家庭身份便与氏族成员身份相互对峙,呈现出其最初的＂私法人格＂属性。在古代罗马国家,私法人格与家庭身份相互融合性;公法人格与私法人格之间的关系,本质为国家公权与家长权的动态对峙。及至近、现代社会,随着理性哲学的兴起,以及私人领域＂社会＂与＂家庭＂的分化,由于公法人格与私法中的社会人格具有共同的理性基础,在民法中被冠以＂人格＂的称谓;而私法中的家庭人格则因其妥协、包容的特性,掩盖了法律人格的理性基础,被民法从＂人格＂的概念中剔除,＂人＂、＂身＂两立的格局从而形成。相应的,人格与家庭身份遂成为近、现代私法领域人之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论船舶油污强制责任保险中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行使

在船舶油污领域进行强制责任保险并且赋予受害第三人对责任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是充分保护海洋环境和第三人利益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制定、修改国内立法,我国船舶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基本搭建起来。但是在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行使方面还存在很多空白。本文在概括我国目前船舶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涵盖范围的基础上,分析现有法律规定中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所存在的问题,并重点分析讨论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责任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责任形式与法律地位。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口供证据地位--兼论律师在场权

以口供在我国传统刑事诉讼到目前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地位的转变为基点分析，起源于西方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所保护的法益：防止在侦查过程中过度的依赖口供，遏制刑讯逼供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不仅如此，我国现阶段还尚不具备设置律师在场权的基本法制环境，若急于设置将冲击口供普通证据地位。故主张目前我国不需要赋予律师在场权。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共生态势初探

独立以来,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马来人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共生状态。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虽有族群间矛盾,但两者已基本上形成彼此忍让、相互共处的局面。这种共生态势,主要表现在两者在政治上合作、经济上渗透和文化上交流。共生态在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派出机构法律地位及改革思路的若干思考

派出机构是行政机关为更好地实现其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而设立的一种行政组织,遍布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在行政执法、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中,派出机构视不同情形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目前派出机构在设置、职能、管理以及监督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加强对其法律规制。     

从身份到契约——高校教师主体地位的错位和复归

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是现代社会人的主体地位实现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治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校对教师实行身份管理,而身份管理的最大弊端表现为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人身依附和不平等,忽略了教师的主体自在性和主观能动性。实行契约化管理并实现管理关系法治化、双方关系的法权化是中国高校新一轮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走向。     

毛泽东"保护私有财产"思想考论

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出发,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明确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由模糊到明晰、由承认到保护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区分性、层次性和稳定性的理论特质。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经历的限制,毛泽东混淆了私有财产权利与私有制的界限,未能准确厘定私有财产存在的时限,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不够,存在着平均分配私有财产的倾向。但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私有财产观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