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兼采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之可行性——对死亡赔偿中消极损害内容的再澄清

对于死亡赔偿中消极损害的内容,我国学界一般认为有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两种不同的模式,并且这两种模式相互排斥,不能并存。这一看似合理、并有各国立法例支持的认识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事实上,兼采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理论障碍。立法例上所谓的大多国家/地区均采扶养丧失说也只是学说上的一种概括,具体到各个国家/地区,均有所不同,没有必然的参考意义。相反,在我国,继承利益历来受到重视,因而将其与扶养利益分开,同时设立扶养利益与继承利益两个赔偿项目,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兼采扶养丧失说与继承丧失说更为合适。     

论我国中小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构建——以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的选择为视角

证券市场上违背诚信的行为愈演愈烈,而人数众多的中小投资者却得不到应有的民事救济,如此,不仅有损受害者的利益,也将摧毁广大中小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故在金融市场诚信为王的理念下,必须寻找可行的民事救济之路.梳理美国集团诉讼的优劣并进行本土化借鉴分析后发现,适合中国的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的路径选择是应当恢复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同时采用示范性诉讼方式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糅合进集团诉讼的有利元素.     

气候变化生态补偿的路径选择及制度构建

气候变化作为典型的全球环境问题,生态补偿能够而且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气候变化生态补偿在理论基础和制度机理等方面与一般生态补偿都完全相同,但在目的、时空尺度以及主体范围等方面也存在特殊性,并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气候变化生态补偿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补偿的范围、主体、内容、强制程度以及依据等多元路径构建全面的补偿体系并开展相关的制度建设。     

公司代表人制度“法定性”的弱化——法律与社会良性互动视角的分析

对法定代表人法定性的起源、生成与演变作了一个鸟瞰式的回顾,揭示了该制度法定性不断弱化的发展趋势。运用弗里德曼法律变化四分类学说来分析,法定代表人制度是法律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其法定性弱化的动因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律内因变化,也不能完全由社会外因所引致。为继续完善该制度,法律应回归代表人机制的本源,确保法律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尊重商业惯例的内在品性并且遵循该品性来修正法定代表人制度。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行政诉讼问题①--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为视点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一种行政合同,按其属性应纳入行政诉讼。但问题在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能容纳这一诉讼类型：原告资格、协议效力、诉讼竞合、证据规则、判决种类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问题认识不清,已造成实务的混乱和理论的争议。那么,目前实务上需要哪些调整,未来行政诉讼法又需要哪些方面突破,这些都要在行政诉讼新类型制度上来解释,并且在契约行政与合作治理的理论背景下来考察。     

竞业限制协议履行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劳动者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前提,是竞业限制期限内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已达三个月;劳动者应在用人单位迟延支付经济补偿时进行催告,并在三个月后通知其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用人单位解除竞业限制协议,必须采取劳动者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方式;劳动者解除竞业限制约定后,还可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经济补偿金。     

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性

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当取决于民法原则、目的和司法问题之解决,而不仅由单纯的一般概念和法学概念推导决定。民法理论上,民事主体拟制属性和民法公平原则与目的均支持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填平补偿法人非财产损害、对法人非财产损害引起的大规模自然人精神损害的补偿都急需法人精神损害赔偿之确定。     

刑事拘留引起的国家赔偿与赔偿监督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的原因,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法律依据缺位,对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引起的国家赔偿和检察机关赔偿监督造成很大的困扰,文章提出解决现实困境的设想:公安机关撤销指控或出具《侦查终结告知书》。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失地农民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应以公平为原则,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补偿以实际发生的物质损失为限。通过村民自治权和履行民主程序解决补偿费的分配问题。     

闽江源生态保护研究

闽江源生态保护是建设美丽福建的前提,发展闽江经济的关键,更是造福沿江居民的根本。当前闽江源生态保护存在资金相对匮乏及来源单一、法律法规有待健全与完善、生态保护规划科学性不够、日常治理松懈及方法落后等困境。建议要加快设立闽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优化闽江源生态保护的制度环境、健全闽江源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强化日常治理和创新保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