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程序新探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已公布的<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在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方面创设了一些新制度,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类型的变化,直接引起了此类案件诉讼程序的变化.我国现行的相关民事诉讼制度已不适应新型案件相关实体法律关系的规定,使得新型案件在正当当事人、共同诉讼(合并审理)的判定上缺乏诉讼技术上的支撑.对那些可能对本案的诉讼标的有"合一确定"必要的当事人参与本案时缺乏法律依据,限制了当事人行使诉权.在司法实践中,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是否合并审理产生不同认识,也引起执法标准不一.机动车强制车险涉及公共安全和社会利益,其所涉及的主体范围很广,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     

对公民受教育权进行司法救济之探讨

高校的招生行为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受教育权。若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公立高校招生行为的侵害,对其进行司法救济是可行而且必要的。该司法救济的具体操作,应当遵循程序性审查、有限审查和对高校招生规章适当审查三大基本原则,同时应建立相应的国家赔偿机制。     

新形势下征地拆迁难问题的对策思考

征地难、拆迁难根源是补偿安置存在问题,文章提出变单纯货币补偿为多元化的复合补偿、变单纯消费性补偿为生产性补偿、变一次性支付补偿为长远分期补偿、先安置再拆迁、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征地拆迁补偿的引导和监管等解决措施。     

试论现场勘查中的心理痕迹动态分析

作案人在作案过程中除了留下各种各样的物质痕迹外,还会留下潜在的心理痕迹,通过对现场物证痕迹的勘查．动态分析作案人实施犯罪的心理过程,有助于侦查人员明确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弥补现场物质痕迹的不足．同时能够对案件中的物质痕迹起到实质的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互引中的作用,进而促使侦查人员加深理解案情,客观地把握整个犯罪过程。     

刑法分则中罪状模式的比较分析和立法完善——兼与“既遂模式”论者商榷

对于需要处罚的未遂的故意犯罪,我国刑法分则通常以既遂为标本规定基本法定刑,但对于基本罪状的规定则既不同于意大利刑法明示的既遂模式,也不同于德、日刑法在逻辑上隐含的既遂模式,而是一种非既遂模式。这种法定刑上的既遂模式与罪状上的非既遂模式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导致了学界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罪状模式的误解,并由此支撑着一个虚假的犯罪既遂理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应当借鉴意大利刑法的既遂模式,将犯罪的既遂要素明确规定在基本罪状中,并通过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明确未完成行为的刑事可罚范围。     

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解释

《婚姻法》第46条严格限制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情形,由此引发因制度供给的法定理由不足、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不明、权利救济不充分导致的司法裁判路径混乱.我国离婚损害赔偿本质上是配偶一方因过错行为违反婚姻契约导致离婚而产生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在解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91条新增的有其他重大过错时,既要充分发挥离婚损害赔...     

我国土地征收基本问题特殊性研究——以为公共利益而征收土地为中心

我国土地征收的本质是资源的再分配,其动因并不限于公共利益,这就决定了其在逻辑起点上不同于土地私有制下的土地征收。我国土地征收基本问题的特殊性表现在公共利益、土地征收补偿和土地征收程序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设计只有契合本土实际方能得以有效运作。     

香港中央雇员补偿保险机制的问题探析

现行的香港《雇佣补偿条例》(保险),未能涵盖某些高风险行业工人的工伤权益,保险业界为此推出"联保计划"。但是,由于保费过高,令一些雇主不按法例购买劳工保险。一旦发生工伤意外,雇员的工伤权益将受侵害。为了堵塞法例漏洞,编织完善的工伤病保障网,设立中央补偿保险机制这一公共政策,已成为工会、政府及保险业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裁量不起诉的法定效力

检察官提起公诉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考虑公诉证据是否充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公共利益的要求,考虑是否有必要提起公诉.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检察官可能会对某些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基于公诉裁量权而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具有不同的法定效力.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之我见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保障股东权益的一种独特的法律救济途径,也是保护股东利益的最后屏障。只有赋予股东派生诉权才能使股东权益得到真正的保护,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在认真分析借鉴外国股东派生诉讼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现代股东派生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