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承诺相关问题探究

欺骗他人相约自杀的,不构成犯罪.在承诺表示方式上,意思方向说较为合理,不应将行为人认识到承诺的存在作为主观的正当化因素.承诺动机的好坏,不应成为考虑承诺有效与否的因素.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配置基本上是合理的.一方同意对方重婚的,仍构成重婚罪.组织卖淫罪因有被害人的承诺,不应与没有被害人承诺的强迫卖淫罪配置同样的法定刑,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因为存在被害人承诺的因素,现行法定刑配置过重.由于拐卖妇女罪保护的法益只是妇女的人身自由,故妇女同意自己被拐卖的,不构成犯罪.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连带债务:类型与概念之间

"连带债务"是抽象法律思维的产物。在罗马法只存在"连带债务"的各具体情形。后世学者将之类型化为共同连带和单纯连带。前者主要基于法律行为产生,是单数之债,后者主要基于法律规定产生,是复数之债,两者适用迥然不同的法律效力规则。德国普通法时代,类型化模式的合理性遭到质疑。《德国民法典》将共同连带和单纯连带合并,统一冠之以"连带债务"概念,并配置统一法律效力规则,德国法的概念化模式由此确立。概念化模式因过度抽象而丧失了作为法律规则的意义,且脱离了"事物本质",已逐渐被德国学者抛弃。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应依循罗马法上的类型化模式,针对连带债务的不同类型配置不同的法律效力规则。     

加强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之我见

重点在于剖析目前立案监督的基本情况,分析立案监督案件的特点.针对这项工作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提出立法上的建议.并努力寻求司法实践中的解决途径。     

盗窃窨井盖行为定性之若干思考

近些年来,盗窃窨井盖行为频频发生.对盗窃窨井盖行为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是适当的.这种认定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当年绝对的罪刑法定走到当今相对的罪刑法定;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看,盗窃窨井盖行为也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这种认定也不是重刑主义,而是罪刑均衡.对这种行为的认定不需要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Quangos与澳门政府自治机构：兼与香港比较

在西方国家除了政府部门架构以外，而同样提供公共服务的其它所有组织类别，都普遍被通称为“quangos”（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即半自主非官方机构。据文菲尔（Sandra Van Thiel），quangos是“被赋予执行一个或多个公共政策为其主要任务的一些组织，它们由公帑支持但运作上与政府保持距离，且与部长或主管部门并无上下层级关系”。自治机构的建制在澳门回归前已存在，乃前宗主国葡萄牙由本土引入，是quangos的一种。本文将从其法律地位主要是独立法人组织、内部管理架构、人员组成、经费来源、职权及监察几个大的范畴详细分析这些自治机构，并与香港类似组织作出比较。     

行政登记行为辨析

登记依据其应用领域不同,可分为私行政登记和公行政登记(或称行政登记)。私行政登记是指应用于私行政领域的登记行为,公行政登记是指应用于公行政领域的登记行为。行政登记不是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模式,它只是一种灵活简便的行政管理方式或手段,具备多重性质。本文通过辨析,对行政登记行为的性质进行定位,确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监督等不同性质状态下的行政登记。     

浅析“不履行法定职责”

理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含义、表现形式、职责的来源及其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对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促使行政主体正确、全面履行其法定职责，进一步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平行进口法律规制的再思考——以知识产权独占许可为视角

对平行进口的法律规制争议不断,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类型的多样性及由此带来的权利冲突和利益纷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以传统的知识产权理论即权利用尽原则与地域性原则为基础解决平行进口问题所遇到的理论内部的矛盾性及由此决定的现实意义的有限性。从知识产权独占许可的视角分析由平行进口所引发的利益失衡可以为我们研究平行进口的法律规制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关于证据种类之思考

证据种类是根据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对证据所作的划分。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及地区看,证据种类的划分主要是以学理讨论的形式出现的,立法往往不对证据种类进行明确的封闭式规定。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这种证据种类立法体例的弊端不断显现,亟需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