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监听问题

监听的产生和广泛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另方面它也容易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和隐私权构成威胁,为了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民两大价值目标的协调统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都根据本国国情,对监听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我国,监听在司法实践中同样被广泛使用,但我国法律对监听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监听立法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国宪法中刑事诉讼制度的规范分析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问题,因而刑事诉讼与宪法的关系相当紧密。其中基于宪法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刑事诉讼基本制度和原则都可以在宪法规范中找到根据。我国现行宪法为刑事诉讼制度提供了最高效力的法律支撑,宪法是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基础。同时也应当看到宪法所提供的支撑还不充足,有继续加以完善的必要。     

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思考

随着我国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公共利益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仅依靠政府管理、舆论监督以及传统的民事及行政诉讼等方式,已经不足以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更不能及时发现及解决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充分发挥和实现每一个公民保护公众利益的权利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拟从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设想,以期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公益保护途径。     

非法证据排除审理程序的困境与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极少运用，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设计不尽完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但仍未有明显改观。本文通过抽取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百件刑事案件为样本，辅之以对法官的问卷调查，以实证研究的进路检视法律设计困境，提出从确立衡平裁判观、补强非法证据排除庭前程序、细化法庭调查程序、明确救济方式、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完善该规则的审判适用程序。     

宪法修改的程序性力量与程序机制

宪法修改既可以通过宪法修改程序进行，也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的形式来改变宪法的一些规定或改变宪法条文的原有含义。人民的愿望和态度是导致宪法修改的最根本的程序性力量。各国根据自身政治文化传统、权力分配架构和社会结构状况对宪法修改权和修宪程序作出制度安排，以期充分汇集、表达人民的意志，达到防止不合理的修宪议案被通过和减少将来修改案实施困难的目的。宪法修改程序是宪法规范和社会关系互动的权威机制，必须体现宪法适应社会要求和不断自我完善的内在规律。我国宪法规定的修改程序存在不合理之处，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完善修完建议权和提案权的程序规范，增加议决程序的民主性。     

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仍存有诸多待商榷之处,如何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在。     

揭开集合侵权的面纱——从术语翻译到制度建构的追问

Masstort应译为“集合侵权”。“大规模侵权”存在形式和实质上之不足，不能标识恰当的判断标准，无法揭示整体性侵害这一本质，也难以统摄两大基本类型。基于整体结构转型、构成技术和归责机制失灵等原因，集合侵权不能融入传统侵权法，属于侵权法上的“情势变更”。为应对集合侵权，实体法须采取拟制集合团体、醇化责任基础、损害赔偿模型化、缓和证明责任等措施；同时，应以集团诉讼为中心构建程序制度，并实现私人自治和国家强制的结合。我国初步具备了应对集合侵权的实体法基础；程序法上还亟待建立集团诉讼制度，改变行政主导应对程序的现状。     

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为参考

简易程序是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重要方式。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确立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又对其进行了重要改革。但任何制度设置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通过实践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并在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本文将通过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主要内容包括简易程序多元化、加强被告人权利保障与改革救济途径三方面。     

略论《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鉴定制度的完善——根据司法鉴定的价值和特点进行的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为促进和保障刑事司法公正,与司法鉴定相关的制度、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当基于司法鉴定作为证据的基本特点,着眼于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规制职权机关的权力,从诉讼程序、证据制度以及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推动我国相关程序、制度的完善.     

论打击错误之处理原则——具体符合说之提倡

作为处理事实错误是否阻却故意的理论,具体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在打击错误的场合,争论最为激烈。无论是处理结论还是故意理念,具体符合说都更为合理。采用具体符合说并不会导致罪刑不均衡,以错误发生时间的不同为标准可以将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