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用制度

完善的信用制度是由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组成的，但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却长期缺位。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用制度要在坚持信用原则、契约原则、法制原则、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有步骤地实施。     

民法典中介合同的变革与理解——以委托合同与中介合同的参照适用关系为切入点

《民法典》中介合同章较之《合同法》居间合同章,增加了两个关键性的条文,并修改了个别条文的表述。中介合同参照适用委托合同规则的导入及其解读,与中介合同和委托合同内在关系定位密切相关。中介合同有别于委托合同,委托合同的规定并非全部可以"参照适用",应当根据中介合同的性质逐一分析判断。中介合同"禁止跳单"规则的导入,会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制度的参照适用发生交错,面临报酬请求权构成抑或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之争。但即使可以参照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任意解除中介合同时可以肯定报酬请求权的,也仅仅限于构成"跳单"的情形,而不是所有的情形。     

读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讲义》——立足于人性看《利维坦》中的社会契约

罗尔斯在他的《政治哲学讲义》中对霍布斯的利维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主要在世俗系统内对《利维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的分析不是基于神学知识的考虑,而是通过对人性的认知,并以人性为核心,来看待自然状态如何转变为战争状态,以及如何由自然状态下形成订立契约的合意,最终导致自然状态向市民社会的转变。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以行政契约作为跨域治理之法制基础--以台北和基隆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

在地狭人稠的台湾,有关大众运输、环境保护、水资源、河川管理等跨域治理的议题,正显现其重要性与急迫性。整合跨域治理与行政法的理论,以“北基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分析行政契约作为跨域合作的基础,分析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制问题,例如契约之合致、订约过程（成立要件）、契约应有之内容、契约之进展（如情势变更、政策变迁等）、履约责任、强制执行、救济方法等,希望能建构行政契约在跨域治理的应用模式,以为未来各级政府间在跨域事务中的合作提供法制经验。     

行政法学视野中的治安承包

治安承包是公共行政民营化浪潮在当下中国特定行政领域中的制度表征，预示着公私部门在公共治理中的密切合作。我国当下治安形势的严峻与现实资源的短缺为治安事务的承包提供了可能，而新公共行政理论及现代警务改革理论也为治安承包的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面对治安承包现实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应当着重通过承包范围的确定、承包人的遴选、承包合同的签订以及绩效评估机制的引入促使治安承包的健康发展。作为秩序行政领域公私合作的典型样式，治安承包的出现显示了我国公共行政民营化的广阔前景。     

论合同解释对当事人自治否定的正当性与矫正性制度安排

法官在解释有争议合同条款时 ,是以“合理第三人”为标准的客观解释而得出的意思 ,如果这种意思被当事人所接受 ,也可以说是当事人的新的意思。也可能以“合理第三人”为标准而得出的意思因异于双方意思不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 ,但双方当事人又不愿意因错误而撤销合同 ,即愿意保持原来合同的有效性 ,法官就只能依被解释出的意思进行裁判。在法官对合同进行补充解释中 ,当事人因未约定缺漏内容 ,根本无所谓合意。因此 ,在补充解释中 ,如果说是当事人的意思 ,就显得更加牵强。在这种时候 ,当事人承担了一种根本不是源于其约定的权利义务 ,在这里已经从实际上消灭了当事人自治 ,而代之以以裁判为目的的“规范性意思”。那么 ,如果这种解释已经完全背离了当事人的意志 ,应当通过撤销制度来维护意思自治的完整性。     

房地产认购书法律问题初探

在房地产预售过程中 ,预售双方在签订正式的预售合同之前往往会预先订立一个房地产认购书。此房地产认购书的法律性质如何 ,实有进行探讨的必要。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如果预售双方没有依约履行房地产认购书所确定的义务 ,应如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论自承包合同的主体定位

虽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但随之而生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争议并不鲜见。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中企业经营者的合同主体地位 ,以及相关制度设计中的缺陷及影响不难看出 ,企业经营者始终是承包经营合同的主体 ,而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不具有合同主体地位。     

关于根本违约及其与大陆法系相关违约形态的比较研究和思考

根本违约是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正式确立的一种违约形式,通过分析其与英美法系违约形态的渊源,指出它有一个从依条款的重要性为标准到依后果的严重程度为标准的历史演变过程,并对其与大陆法系的相关违约形态的差异进行了辩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