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伐林木行为之行政法律责任评析

对滥伐林木行为追究行政责任时存在行政处罚的执法阻力较大,征收罚款的理论依据不足,行政罚款责任得来的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不当等缺陷.本文认为,应当恢复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合理分界的状态,行政责任必须退出且应当完全可以由民事责任发生作用的领域;应当对滥伐林木行为人追究惩罚性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自愿、强制与控制引导--戒毒模式研究

控制引导模式是在现有的自愿模式与强制模式的基础上采用控制与引导这两种手段,将社区与强制戒毒区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相互配合,互助互动,创造一种协商参与的戒毒机制.应该在吸毒者从社区进入强制戒毒区、从强制戒毒区回归社区以及在社区实行自愿戒毒的过程中,一方面完善社区预警体系,加强社区控制功能,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引导,创造和谐的社区氛围,实现控制与引导兼顾,标本兼治的效果.     

医院内SARS交叉感染的归责原则和风险分担

目前 ,全社会控制SARS疫情已取得重大成果 ,与此同时 ,由SARS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现实中 ,非SARS患者与SARS患者在医院接触的可能性、医院隔离条件的不完备性、提高收治率与降低院内感染率的矛盾 ,决定了在医院内发生SARS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客观存在。对此 ,为求得法律上的公正解决 ,必须首先确立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导、特殊情况下应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以此为指导 ,有过错者应承担相应责任及风险 ,各方都无过错时 ,一般将SARS作为不可抗力对待 ,特殊条件下按照公平责任原则给患者适当补偿。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用制度

完善的信用制度是由国家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组成的，但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却长期缺位。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用制度要在坚持信用原则、契约原则、法制原则、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有步骤地实施。     

民法典中介合同的变革与理解——以委托合同与中介合同的参照适用关系为切入点

《民法典》中介合同章较之《合同法》居间合同章,增加了两个关键性的条文,并修改了个别条文的表述。中介合同参照适用委托合同规则的导入及其解读,与中介合同和委托合同内在关系定位密切相关。中介合同有别于委托合同,委托合同的规定并非全部可以"参照适用",应当根据中介合同的性质逐一分析判断。中介合同"禁止跳单"规则的导入,会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制度的参照适用发生交错,面临报酬请求权构成抑或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之争。但即使可以参照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任意解除中介合同时可以肯定报酬请求权的,也仅仅限于构成"跳单"的情形,而不是所有的情形。     

读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讲义》——立足于人性看《利维坦》中的社会契约

罗尔斯在他的《政治哲学讲义》中对霍布斯的利维坦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主要在世俗系统内对《利维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的分析不是基于神学知识的考虑,而是通过对人性的认知,并以人性为核心,来看待自然状态如何转变为战争状态,以及如何由自然状态下形成订立契约的合意,最终导致自然状态向市民社会的转变。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以行政契约作为跨域治理之法制基础--以台北和基隆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

在地狭人稠的台湾,有关大众运输、环境保护、水资源、河川管理等跨域治理的议题,正显现其重要性与急迫性。整合跨域治理与行政法的理论,以“北基垃圾处理合作案”为例,分析行政契约作为跨域合作的基础,分析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制问题,例如契约之合致、订约过程（成立要件）、契约应有之内容、契约之进展（如情势变更、政策变迁等）、履约责任、强制执行、救济方法等,希望能建构行政契约在跨域治理的应用模式,以为未来各级政府间在跨域事务中的合作提供法制经验。     

行政法学视野中的治安承包

治安承包是公共行政民营化浪潮在当下中国特定行政领域中的制度表征，预示着公私部门在公共治理中的密切合作。我国当下治安形势的严峻与现实资源的短缺为治安事务的承包提供了可能，而新公共行政理论及现代警务改革理论也为治安承包的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面对治安承包现实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应当着重通过承包范围的确定、承包人的遴选、承包合同的签订以及绩效评估机制的引入促使治安承包的健康发展。作为秩序行政领域公私合作的典型样式，治安承包的出现显示了我国公共行政民营化的广阔前景。     

论合同解释对当事人自治否定的正当性与矫正性制度安排

法官在解释有争议合同条款时 ,是以“合理第三人”为标准的客观解释而得出的意思 ,如果这种意思被当事人所接受 ,也可以说是当事人的新的意思。也可能以“合理第三人”为标准而得出的意思因异于双方意思不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 ,但双方当事人又不愿意因错误而撤销合同 ,即愿意保持原来合同的有效性 ,法官就只能依被解释出的意思进行裁判。在法官对合同进行补充解释中 ,当事人因未约定缺漏内容 ,根本无所谓合意。因此 ,在补充解释中 ,如果说是当事人的意思 ,就显得更加牵强。在这种时候 ,当事人承担了一种根本不是源于其约定的权利义务 ,在这里已经从实际上消灭了当事人自治 ,而代之以以裁判为目的的“规范性意思”。那么 ,如果这种解释已经完全背离了当事人的意志 ,应当通过撤销制度来维护意思自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