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中的强制到案措施之不足与整合

我国侦查中的强制侦查到案措施包括:拘传、拘留、逮捕,立法的不足在于:第一,没有明确强制到案措施与羁押的分离,混淆了羁押防范措施与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第二,拘留所附带的关押期限太长,而使其变成一种准羁押的诉讼防范措施;第三,没有明确公安机关的无证强制到案措施,从而导致本属警察法所规范的留置盘问措施在侦查中滥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羁押与强制到案措施分离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缩短拘留所附带的监禁期限,整合留置盘问与其他强制到案措施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留置盘问作为紧急情形下的侦查强制到案措施。     

警察权力制约的若干“瓶颈”分析

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监督 ,本是法治社会下对警察权的行政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当代中国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与社会学、管理学、司法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法治社会的必备条件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等宏观因素存在着冲突之处 ,这些冲突之处又反过来阻碍着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进一步推行。     

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从法制到法治思想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法制与法治思想各有特色,对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三代领导的法制与法治思想理论具有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共同构成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来源。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最根本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科学执政的要求 ,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握行政体制改革的规律性 ;要按照民主执政的要求 ,坚持执政为民 ,建设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要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 ,推进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 ,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法治政府     

论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

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则是其宪政思想中的一个光耀的亮点 ,建立像近代西方国家那样的宪政制度 ,是梁启超的法治政府思想的核心目标之一 ,他对封建专制政治恶政府的认识和批判、对近代法治政府的构想和追求 ,对当代法治政府建设亦有相当之借鉴意义。     

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包括民本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统筹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转向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提高人的发展能力、降低发展成本、提供体制保障、促进城乡良性互动、拓展开放发展空间及转换政府职能等.     

塘沽模式: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民自治主流--对"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的观察与思考

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在天津市塘沽区实施的“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2003年6月-2004年6月)探索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民自治主流,即通过政策的推动改善农村妇女民主参与路径,推出了一个由政府主导、以政策干预为手段、联合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进程的塘沽模式。本文研究和评估了该项目的典范意义、发现和产出、推广价值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试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

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日益推进,证人出庭作证成为司法实践部门和法学理论界共同探讨的热门话题。其中,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了问题的焦点。从根本上讲,我国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证人作证的风险过大,特别是在暴力犯罪以及“涉黑”犯罪中,证人一旦出庭作证,就存在被打击报复的风险。法律虽然规定了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但这种措施更侧重于事后救济,不能真正缓解证人出庭作证的风险。如何加强证人保护力度,促使证人出庭作证,从国内外司法实践来看,建立“隐蔽作证”制度可以成为一项重要的选择途径。     

剥夺政治权利执行难问题探讨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剥夺政治权利执行难问题反映突出.本文主要从社区矫正制度和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罚制度两方面检视剥夺政治权利执行难的原因,同时就剥夺政治权利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