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与自由权区别主流理论之批判

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存在明确而具体的区别,但它不同于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区别。主流人权理论所谓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义务区别”、“冲突区别”和“效力区别”都是虚构的、错误的。每一项权利都与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相联系;相应地,与社会权一样,自由权之间也存在相互冲突;社会权对国家不仅产生政治和道德约束力,也产生与自由权同样的法律约束力,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产生可由司法裁决的法律效力。     

中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依据

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既要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善于抓住和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又应敢于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创造历史的奇迹，迎接中华民族的腾飞。     

以经济分析法论侦查效益与犯罪防控

对刑事侦查和犯罪预防与控制进行经济分析,是用效益所体现和蕴涵的理性价值反衬现实侦查制度的缺陷与不足,理性思考犯罪预防与控制的社会效益与科学性,并以效益理论为指导,对社会资源加以优化配置,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安定的目的,同时为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功能和必要性提供经济学视野的理论支撑。     

论当前金融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其防治对策

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出现,金融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伴随而来的是因金融市场监管不力,内部控制疏漏以及其它各种原因所引发的金融犯罪活动也日趋猖獗。因此,研究这类犯罪的特点及其侦防对策,以更好地为打击这类犯罪提供参考,实为必要。     

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腐败成因解析

社会交换论对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对策提供了分析框架。腐败是在交换结构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交换结构存在的弊端提供了腐败发生的外在机会,刺激并诱发个体的腐败动机,两者结合促成了现实腐败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形形色色的资源交换实现了腐败收益,构成了交换动机——交换结构——交换资源三位一体的腐败发生发展的过程链条,从动态角度揭示了腐败的形成原因。各种腐败现象的本质是资源的非正当转移,这种转移的后果是个人和特定集团获益,而公共利益受损。为此,要控制腐败,就要控制腐败交换的动机和交换结构,斩断腐败交换的利益链条,这就需要构建并实施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遏制毒品犯罪的刑法完善探讨

面对当前我国及全球反毒品斗争的实际情况和经验,在检讨我国现行毒品犯罪的立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对策,具体包括:增设抢劫、抢夺、盗窃、诈骗毒品罪,介绍买卖毒品罪,扩大非法提供毒品罪的主体,提高强迫他人吸毒罪的法定刑,降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定刑,提出"以日常生活中吸食毒品的通常最低含量折算"的折算办法以及完善毒品犯罪的减刑与假释程序等。     

关于我国惩治黑社会犯罪法的立法思考

我国现行反黑刑事法律对于惩治黑社会犯罪起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行法律仍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针对目前反黑实际,应制订反黑单行刑事法律。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反黑刑事立法,对于制订大陆地区反黑单行刑事法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北地区社会网络化水平指数法测评

确立社会网络化指数法测评模型的主旨在于:以社会化的视角衡量与信息网络相关的诸领域的发展现状。运用此模型对西北地区社会网络化水平进行测算、比较、分析,目的是从微观、中观、宏观诸领域对西北地区社会网络化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再论计算机犯罪概念

犯罪学与刑法学都以犯罪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两种学科的任务和目的不同,导致犯罪学与刑法学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环境。计算机犯罪概念在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定义中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差异是目前计算机犯罪概念难以形成统一认识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在犯罪学语境中定义计算机犯罪,那么计算机犯罪的外延包括以计算机作为犯罪对象的计算机犯罪和以计算机作为犯罪工具的计算机犯罪。     

非政府组织发展与我国社会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在应对灾变、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中所充当的“第三方”的重要角色，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但其消极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的一项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