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法律适用

告知程序作为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告知制度在告知的主体、内容、阶段、形式、笔录制作等方面的法律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认真分析其原因,寻求依法适用告知程序的对策,以期实现行政处罚法的立法宗旨。     

违法所得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是指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的简称,在诉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的概念不清、主体不明、数额计算不统一以及程序设计不完善等。因此,有必要对违法所得问题展开实体与程序全方位的研究,完善违法所得的处理机制。     

工伤认定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正确认定工伤,首先要根据工伤的构成要件准确把握工伤的概念,其次要能够准确把握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委托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之间的异同,最后需要结合实际对工作原因、工作场所、上下班途中等三大要素作出合理认定。     

破产重整制度中各方主体的角色定位

新《破产法》(草案)①引入了破产重整制度,并对其专设一章,可见重整制度之重要。破产重整的立法精神是再建主义精神。笔者认为,要想使破产重整制度发挥其最大功效,实现立法者拯救企业的立法本意,最关键的是在利益制衡原则的基础上,对破产重整制度各方主体的角色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在此基础上,对破产重整制度中各主体的权限与职责做明确科学的规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破产重整制度的作用。本文基于破产重整的制衡原则,对破产重整中各方主体进行了角色定位,希望能构建起破产重整制度中各方主体间完善科学的关系,从而加深对破产重整制度的理解,促进破产重整制在我国度发挥其最佳效果。     

权利能力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人法的英特纳雄耐尔之路

本文在比较中研究了罗马法和现代民法中的能力制度,得出了前者以自由为基础,后者以平等为基础的结论,进而论证了现代权利能力制度的平等理念遇到的重重挑战,尤其揭示了这一制度的全球化理念的充分展开带来的民法消亡命运。通过展示古今立法者对权利能力制度的不平等运用,特别地反驳了权利能力人人平等的谬见,得出了这种不平等为社会治理所必要的结论。     

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     

价值视角的转变与正义模式的演绎——评美国1998年《ADR 法》

经过联邦法院对 ADR 的十几年的探索实验,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1998年《ADR 法》,为 ADR 措施的开展发放了“绿卡”。该法要求所有的美国联邦法院实施“当事人服务型”的 ADR 措施,并允许法院强制当事人参加 ADR 程序。联邦法院 ADR 部门要想成功有效的实施该法,对各种 ADR 措施进行选择,以使其与现有的法院体系相兼容,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便利,首先要协调好 ADR 措施所内涵的正义模式与一直引导着法院的传统的判决型的正义模式的关系。     

对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的再认识

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 ,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借鉴德国的行政处分概念 ,可将“具体行政行为”称为“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 ,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

警察执法不仅是实施法律的过程,而且也是实现道德价值的过程。忽视警察执法的道德追问,必然造成警察执法的道德缺失。警察执法应是法治化与道德化的统合。提高警察的道德素质,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警察执法正当目的的确立和警察执法手段的正当行使。在依法治警的同时切实以德治警,加强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让“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道德价值理念照耀警察执法过程。     

论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重构——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角度分析

行政诉讼是人为的宪政制度设计的结果,行政权与司法权两种权力运作模式的目标截然不同,这是现实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紧张的根源所在。正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差异性是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改革的基础。在现有的裁判方式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当全面取代维持判决,撤销判决中应规定重作判项,但内容不宜具体,履行判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应规定具体的内容,变更判决范围不宜过大,确认判决的存在仍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