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技术联盟”: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科技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围绕科技发展与应用之规则、标准、体系等因素的竞争,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战略的权力结构与国际体系的重塑。基于"技术多边主义"战略,美国将与其伙伴国家围绕高科技领域组建"技术联盟",共同制定全球科技发展与治理的新规则、新标准,进而实现对新科技塑造权力的掌握。随着西方"技术联盟"框架体系日渐成型,全球力量结构、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都将受到深刻影响。     

法律语言技术化与法的现代性问题

追求精确的目标使法律发展出了一套专门语言,这种语言在许多方面与日常语言不同。法律的科学化带来了法律语言的技术化,法律语言作为专家语言日益与日常语言分离,伴随这种分离的是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离。语言是存在的家,生活世界存在于日常语言中,技术语言泛化带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法的现代性问题源于语言的分裂。交往行动与日常语言密不可分,只有实现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有机融合,才能实现沟通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治理。     

浅析海德格尔关于技术异化的思想

克服现代技术异化问题是后期海德格尔的主要思想之一。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异化的探讨和批评涉及的是技术的本质,而不是技术的东西。他认为,技术不只是工具和手段,而是随着现代技术、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着根本变化。海德格尔提出以表象化思维为基础,以主体性原则、人类学视域、人类中心主义、人道主义与理性精神为特征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支配现代技术异化的哲学根据。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基本态度是:力排人们以自然事物为算计对象的科学和技术,力排人们单纯的科技效用观点。科技的发展不能是无限度的,它必须以不破坏大自然为限度。     

邓小平理论与三大精神传统论纲之一——现代性观念的选择

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传统以显著的方式影响了邓小平的理论旨趣。在现代性观念谱系的选择中,邓小平重新评估了现代性民主与法制观念的进步意义。对以理性为支柱的现代性科学精神的重新弘扬,确立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邓小平理论向现代性传统回瞻的必然。     

新高职英语教学刍议

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是一种新的教育类型。新高职的教学更注重基础知识与基础理论教育 ,突出职业能力和技能训练的培养。本文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 ,在英语教学中以听说、词汇、阅读理解能力等为主要内容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 ,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从而提高学生对语言知识与技能运用的能力。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简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多元视阈

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他仍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性的诠释;二是对现代性的维护;三是现代性思想的后现代意蕴;四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企业持续技术创新与大学生就业的互动关系——从日本企业积极聘用、培养大学生得到的启示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反映出了我国境内企业缺乏持续技术创新的物质投入和制度建设。在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持续技术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持续的技术创新需求是日本企业积极招聘和培养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内在动力。日本企业的科技创新机制和人才培养制度的良性互动作用，造就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实力，也是日本实现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日本企业从招聘大学应届毕业生到把其培养成企业的核心员工的过程非常值得我国企业学习和借鉴。只有在我国企业中建立持续创新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Tammsaare’s Constructions of Femininity in Light of Weininger’s Concept of Sex Difference

The texts of Estonian literary classic A. H. Tammsaare (1878–1940) can be read as mediating contradictory fin de siècle discourses of modernity. The emergence of these discourses was the effect of an accelerated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constructions of femininity in Tammsaare’s literary texts through his women protagonis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protagonists can meaningfully be traced to the increasingly insistent presence of women in the public sphere throughout Europe and in Estonia at the period of fin de siècle. Although Tammsaare’s texts speak by means of feminist discourses, his constructions of femininity lean toward the negative, misogynistic pole of these reactions to emancipated and “new” women. His analysis of womanhood often refers to the misogynist theory of gender in Otto Weininger’s popular treatise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Eine prinzipielle Untersuchung (Sex and Character. An Investigation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hich came out 1903.     

法治、法律意识及其现代性救赎研究——以百度帖吧为平台对法大10·28案件实证分析为例

公民现代化的法律意识是推进民主法治国构建的内在驱动力,是内化科学良善法条精神的主体/主观要求。寻求一种知识社会学/社科法学的理路,以百度帖吧为平台,通过对轰动/典型个案——法大10.28案件——案外"围观"群体的考量,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及病理作出时代性诊断,探寻一条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转型的有效路途,为有中国特色民主法治国的建立提供主体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