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预见规则适用之探析

预期利益损失获赔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原则，对原告尤其有利，所以法律在承认预期利益损失可获得赔偿的同时必需制定相关的限制原则，以保持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合理预见规则是一重要的限制措施，目前，我国的合同法也顺应了国际潮流，采用了合理预见规则作为违约损害赔偿的限制手段，但比较而言，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过于简单、笼统；为此，在司法实务中应在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合理预见规则的具体适用的基础之上，探索出适合我国的合理预见规则理论，同时，对《合同法》第113条予以检讨。     

中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基于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

地方立法中的征收补偿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实际状况。从对地方立法文本中关于征收补偿标准的立法权行使状况和内容构成的统计分析来看，我国征收补偿的立法层级很低，地方立法文本的补偿条款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年产值倍数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补偿模式，补偿倍数总体不高，政策性文件和立法存在冲突。我国今后应当对土地征收统一立法，确立按市场价值公平补偿的原则，构建合理的征收补偿权力制约机制，明确征收补偿标准的计算公式，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分别进行补偿。     

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之我见

死亡赔偿金是根据对受害人的预期收入进行合理的估算后对其继承人的财产损失的一种补偿，其数额的计算必须真正能够体现被害人的收入状况，才能够真正维护其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因民事主体个体能力有差异，死亡赔偿金数额的计算不能订立同一标准，应允许合理差别。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研究

人身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是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一场难以协商的博弈，受害人总是希望能通过赔偿取得更大的利益。相反，加害人总是希寄以最小的数额赔付解决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然而，国家以法的形式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所作的规定却引发了法学界的激烈论战。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法理与实务上的分析，肯定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解析我国现行有关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法律法规中的不足，显然才是科学的。     

山西涉矿生态难民成因及制度保障

解决山西涉矿生态难民问题，需要加强生态难民权益保护的法制建设，从法律制度上为妥善解决生态难民问题提供保障，生态环境资源共享和生态环境成本评估，应该成为山西解决涉矿生态难民问题制度规范的指导性原则。     

论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针对海洋油污问题,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若干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在充分赔偿污染受害人和修复海洋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油污损害赔偿而言,公约与公约之间的选择适用、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的选择适用,尤其是中国沿海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以及公约体制之外不同法域之间法律的选择适用对确定责任人及赔偿范围等问题至关重要。     

村庄污染认定的技术权力及其治理效果——基于赣南南村的个案调查

田野调查经验表明,污染认定的技术标准与村庄生活经验存在一定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下,乡村企业与农民之间才不断产生环境污染纠纷。在具体环境污染纠纷中,国家环保技术标准构成一种技术权力,表现为地方政府借技术性权威消解农民对污染的认知,以及通过技术手段屏蔽环境污染信息以排斥农民参与乡村企业的排污监管,进而为协调乡村企业与农民的环境污染纠纷提供回旋空间。地方政府与乡村企业以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技术话语作为与农民协调的正当理由,并促使农民接受地方政府协调乡村企业做出的污染补偿。而经历过数次环境抗争的失败后,以及在强大的技术话语面前,农民逐步认识到地方政府不可能解决村庄环境污染问题,于是陷入了“补偿陷阱”。     

合同无效时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教义学探析

由于对《合同法》第286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不同,司法实践中对合同无效时施工单位能否主张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存在争议。作为对债权平等性的法定突破,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必须具备充足的正当性基础;同时,出于对其他债权人利益衡平之考虑,必须严格限制可以优先受偿的债权的范围。合同无效体现了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相关司法解释不具有赋予特定情况下的无效施工合同以有效合同效果的正当性,因此产生的债权不应具有优先受偿之效力。     

浅议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历来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杭州胡斌案、成都孙伟铭案和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李刚之子案,再次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赔偿的＂赔钱减刑＂则应当慎用。     

未竟的转型：工伤赔偿的“双轨制”到“单轨制”——兼评工伤保险最新立法规定

工伤赔偿模式根据政府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公共工伤赔偿和私人工伤赔偿模式，而公共工伤赔偿与私人工伤赔偿相比较有较大的优势，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伤赔偿模式。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确立了公共工伤赔偿和私人工伤赔偿并存的“双轨制”工伤赔偿模式；《社会保险法》做出重大突破，确立了公共工伤赔偿的有限“单轨制”模式；而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在工伤赔偿的模式上，又重新退回到原来的“双轨制”模式，没有正确处理好与《社会保险法》这个上位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