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军事信息技术作用机理的哲学思考

信息技术是当代军事高技术中的核心技术。从哲学层面深入探讨军事信息的本质,揭示军事信息技术对军事实践活动作用机理,对于深化信息化战争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认识,对于我军实践“双重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再论生命权的损害赔偿

生命权受害给死者亲属造成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两部分.精神损害是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既有直接性的也有间接性的,而间接性的物质损失所占比重远大于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死亡赔偿结果的"同命不同价"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我国法律法规对生命权受害的赔偿内容过于侧重于死者亲属的间接物质损失.但是,相较而言,间接性的物质损失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现实性,死亡赔偿制度将其作为侧重点是不科学的,导致的问题也不易解决.生命权损害赔偿的内容,应注重精神损害赔偿,体现生命的精神价值.间接性物质损失的赔偿,只需赔偿受抚养人生活费即可.通过这种整治,同命不同价的命题有望得到破解.     

公共危险犯的未完成形态

公共危险形成之前,可能构成公共危险犯的预备.公共危险形成后,严重后果产生之前,可以看成只是产生了一种作为未遂的危险.因此,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危险避免实害的,成立犯罪中止.对于放火罪,形成独立燃烧状态,只是表明未遂危险的形成,在严重灾害发生之前,仍有成立犯罪中止的可能.     

教育的宪法学解读

教育事关公民素养的生成、国家科学技术的发达;其对于国家、社会,乃至公民个人意义重大,并早已成为宪法所关注的事项之一.各国宪法就教育问题从受教育权、教育自由、家庭教育、宗教教育、义务教育、政府责任等不同方面予以规定.尽管涉及的角度不同,但从宪法学视角上看,教育的意义在于它既是政府的一项责任,同时也是公民的一项自由.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     

法的价值研究及方法刍议

法的价值是法和法律制度的重要因素和特质,也是法学理论中的难点问题.法律实践和法学理论的许多同题都需要研究法的价值问题,而法的价值的研究方法制约着法的价值研究的深入.只有通过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阃的关系,坚持主体需要的客观性、阶级性和社会性,采用从主体需要入手的方法,才能正确认识和诠释法的价值问题.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日本“二次元”动漫产业系统

近年来,日本“二次元”动漫产业已成为动漫界热议的焦点。基于耗散结构理论解析日本“二次元”动漫产业系统发现其具有远离平衡态、非线性、突变性和涨落等耗散结构特点。支撑日本“二次元”动漫产业系统的体系包括政府支持、人才输送、知识产权法律、投融资渠道等。日本经验启示中国发展动漫产业应采取建立激励保健机制、创建学科交叉平台、增加信息技术投入和变“走出去”为“融进去”等措施。     

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重新认定程序,人民法院也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使得关系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丧失了有效的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认定一旦错误。便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正确把握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属性,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其引入制约与监督机制,以切实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当建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为公正、高效地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供一条便捷的法律救济途径。     

宪政国情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

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国情,这是宪法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宪政国情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政治理念上,强调议行合一;制度层面上,人大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实践层面上,执政党是实际的国家权力中心。特有国情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面临是否承认分权、人大是否受监督、执政党行为是否受制约等困惑。特有国情决定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实质是保障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贯彻执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行为应受合宪审查。我国应建立执政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与省两级分别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种宪法监督模式有利于实现对执政党组织的监督,有利于树立人大权威,有利于实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