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劳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及立法完善

由于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一般要承担劳动法和劳动行政规章所规定的强制性法定义务,而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则一般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因而劳动立法在设定劳动违约责任时,对劳动者应以过错责任,对用人单位应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确定违约方的法律责任。用人单位违约,不仅应对劳动者承担违约补偿责任,而且应承担劳动行政责任。劳动者违约,则应根据劳动者违约时的主观过错状态以及用人单位由此所受实际经济损失等情形,确定其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环境保护信托--环保资本运营的新亮点

环保信托是环保资本运营的新亮点。将环保与信托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环保市场可以得到信托业的大力支持和严格规范,从而保证其良性发展。这主要因为信托具有提高环保资本运营效率的功能。环保信托的创设主要是利用信托的增值功能、保全功能、融资功能和避税功能。     

振兴东北旅游业的一个新视角--黑龙江省方正原始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开发规划设想

发展生态旅游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内容。黑龙江省方正原始森林公园独特的旅游资源与自然环境造就了高质量的生态旅游资源。通过对公园的规划、计划,将为促进黑龙江省乃至东北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生态模式,为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旅游业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俄罗斯转轨时期的产物:俄罗斯新贵

俄罗斯新贵是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过着奢侈腐烂的生活,道德发生了扭曲。他们的暴富没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给俄罗斯青年心理和价值观造成很坏的影响。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治理这些人的违法行为,如何唤醒被他们毒害的青年人的道德理性和爱国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加强山东与日韩经济合作的路径分析

山东与韩国和日本在经济合作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加强山东与日韩经济合作的路径应是在有效弥合双方差异的同时加大克服自身缺陷的力度,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加大研发投入;加大农业科技开发力度,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构建区域一体化新机制;着力发展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换代。     

高绩效政府的创建与公信力问题

高绩效政府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良好的政府形象无疑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高绩效政府是一个公众满意度高的政府、是一个有限而强大的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高绩效政府的创建需要政府百折不挠的努力,有赖于政府对信誉的重视,需要重视领导艺术,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     

中新建交3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新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发展迅猛;频繁的高层互访、密切的经贸合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务实的军事合作,都彰显出双方关系的先进性与引领性。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时俱进、效益优先,文明互鉴成为中新交往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中新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充分照顾对方的舒适度,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毋庸讳言,30年来,中新关系也偶有嫌隙,但整体向好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严峻的考验,也为中新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数字经济、金融法律、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作为。中新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快捷通道"的作用,继续深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带一路"的超级中转站。     

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成功建党的光辉范例——安源工运时期党组织建设发展的历程与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以领导产业工人运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在安源路矿创建了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组织。安源党组织在领导和开展整个安源工运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党对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产业工人党组织的各项建设,引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最终率领数以万计的安源工人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通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党在产业工人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宝贵的建设发展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