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性"的法理分析

安乐死“合法性”研究应是“合法化”研究的前导。否则后者很可能陷入盲目。从逻辑上说,“安乐死合法性”具有三种可能内涵:安乐死不违法;依法律施行安乐死;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分析表明,第一种和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尚不能被现代法权系统承认。各国安乐死立法主要体现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第一种安乐死合法性容易被遗忘和忽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目前遭到了广泛的误解;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则是误解的产物并且超出了法律的维度。     

法治政府及模型演进

依法治国 ,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方略。要建设法治国家 ,首先就要致力于构建法治政府 ,这既是法治国家的实现手段 ,又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法治政府的相关形态 ,指出了我国进行法治政府建设应该适用的模型     

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公款境外赌博的成因与防治

公款境外赌博多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为,其成因既有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上的因素,又有社会的、历史的以及境外的因素。作为多因素导致的病态社会问题,其防治则需要综合治理,包括刑法惩治的健全、监管体制的完善、从严治吏的措施,甚至国际间的合作、境外赌博网点的清理等等。     

论我国现行立法背景下的物权变动模式

物权的变动模式作为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现行立法背景下的物权变动模式,对于未来物权立法能否选择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适合我国国情的物权变动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规定的物权变动模式,虽非债权意思主义,但也绝不是学界通说的债权形式主义,而是一种特有的模式——物权意思主义。     

论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责任

确立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培养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从权力本位转变为责任本位,是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警察具有其自身的职业道德责任特点、承担职业道德责任的限度以及增强职业道德责任感的途径。     

冲击铁路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原因

造成冲击铁路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 ,多方面的 ,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对此笔者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阐明了带有普遍规律性和特殊性的结论。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利益表达

农民群众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和直接受益者,只有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真正树立其主体地位,切实保护和落实其政治权利,新农村建设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要发挥我国农民的主体作用,当务之急是真正落实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话语权。本文在分析农民利益表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如何进行利益表达的对策思路。     

公共政策制定之法治变革——从北京出租车换型事件谈起

北京出租车换型事件所引起的思考不仅仅是行政上的,更是法律上的。制定公共政策尽管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行政管理学的范畴,其作为一种科学活动不应与法律发生联系。但是,法治化的进程不可避免的影响到这一行政管理的传统领地,公共政策制定的法治化是公共政策行为发展的大方向和新动力。     

破产重整制度中各方主体的角色定位

新《破产法》(草案)①引入了破产重整制度,并对其专设一章,可见重整制度之重要。破产重整的立法精神是再建主义精神。笔者认为,要想使破产重整制度发挥其最大功效,实现立法者拯救企业的立法本意,最关键的是在利益制衡原则的基础上,对破产重整制度各方主体的角色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在此基础上,对破产重整制度中各主体的权限与职责做明确科学的规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破产重整制度的作用。本文基于破产重整的制衡原则,对破产重整中各方主体进行了角色定位,希望能构建起破产重整制度中各方主体间完善科学的关系,从而加深对破产重整制度的理解,促进破产重整制在我国度发挥其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