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认知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和谐,关键是通过认知社会成员的心理状况,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措施,满足人们的合理需要,解决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干预或消解不良社会行为的发生以及通过激励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行为,塑造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在社会心理认知的基础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治价值及其实现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设计,不仅反映了司法过程的民主性,也体现了司法过程的开放性和回应性.因而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和价值.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改进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以促进民主进程和法治秩序.     

比较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俄罗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对其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改革表现出几个共同特点:均以政治民主化和宪法修改为先导,均体现为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型,均受到本国法律传统的影响,未能实现向对抗制的彻底转型.我国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与之相似的难题,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思考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既是检察机关履职的需要,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的体现.但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实践中长期努力和不断探求.为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须就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影响法律监督能力提高的因素及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守法成本及其控制

守法是法律实施的首要环节,守法程度对国家立法与法律实施有着重要的说明意义.守法行为中的成本支出决定着组织和个人在是否守法问题上的行为选择.从成本支出的视角看,如果把守法看作一项法律义务和法律行为,根据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其中存在着相应的国家义务.立法和相关的制度设计、乃至组织执法过程中,应当充分关注守法与守法成本之间的"反比例关系",通过降低守法成本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推动法治进程.     

法的局限性及其司法矫正

根源于法本身的特性,制定法具有不可排除的种种局限性特征,然而以实现正义和公正为目的的法律,在被实施过程中必须弥补和矫正这种局限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司法途径来矫正法的局限性,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对法的发展和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显得尤为重要和有意义,但是法官解释法律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为了更好的发挥司法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功能,必须完善法官解释法律的体制和技术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解决法官素质问题。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市县横向分治与合作机制之构建

省直管县改革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进行的行政层级调整,对于破除市管县体制藩篱、激活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实践中,市县科层结构"交错纠缠"、省级政府管理幅度偏大、市县资源依赖关系受到冲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导致改革的政策红利未能充分释放.应从增加省直管县试点数量、推动...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管窥我国的法治进程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是我国治安管理领域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所反映出的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对警察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对程序法制的重视,无疑是我国法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它自身立法模式的相对滞后以及一些具体内容在理论界所引起的争论,也反映出我国的法治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电子证据带给行政执法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崭新的证据种类已经在执法实践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但由于现行法律还没有对电子证据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关电子证据的概念问题、其法律地位的界定问题、其法律价值的评价问题等应是电子证据研究的首要问题。此外,研究电子证据可以对具体的行政执法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