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城市预算过程中党政首长的作用与影响——基于三个省会城市的研究

以我国三个省会城市为例来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省会城市预算过程中,党政首长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影响着预算过程和预算改革的?研究发现,这三个省会城市预算改革后,预算权力结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核心仍然是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仍然是地方预算过程中实际的财政资源申请的审批者或最终资源配置者.这主要体现在,预算改革后,市委领导下的"行政预算"体制的继续,市政府领导高层预算分配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市长对部门关系以及部门利益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还指出,要准确地表达地方党政首长在预算过程中的权力,需要将其放在一种"关系"的维度来具体化.此外,对预算环境的讨论也是必要的,尤其是政治环境,对于党政首长而言,预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通常都是和政治环境相联系的.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中的人——试探李准1954-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小说创作

本文聚焦于作家李准的早期创作(1954年到1955年7月合作化高潮前),追踪李准如何观察互助合作过程所引发的农民在价值观念、心理、意识、情感、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状态,深入分析他围绕互助合作的动员组织方式、个人与集体关系、集体形成路径、新的家庭关系与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等主题所展开的观察和把握的具体意涵。文章进而揭示,李准的体察突破了惯常的"阶级"视角,有助于我们突破相关历史表述及其逻辑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中经验的真实意涵,同时使我们得以在更为丰富的维度中思考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进程中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情与理等重要问题。文章还将思考李准当年这些观察和理解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启发意义。     

对基层公安民警教育培训的思考

现在的公安民警教育培训机制落后,针对性不强,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防控能力,并使每个民警真正做到“三懂”、“四会”,就必须改进创新现在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及培训理念,在理论、技术、解惑等诸多方面提高公安民警的素质。     

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辨析及立法思考

非法行医罪和医疗事故罪在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各犯罪构成要件上都有区别,罪数形态上亦有区分执业医师擅自脱离执业地点和不按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的行为应以非法行医论处,有证医疗机构的无证“医务人员”从事诊疗、护理等活动造成损害的应以非法行医论,无证人员无偿提供医疗服务的仍属非法行医行为,刑法立法上应当对此作出相应规定以资完善.     

系统论语境下我国刑事程序的若干反思与重构

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中,系统论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现实中其运行结果与理想还存在很大差距,影响了刑事程序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有必要从理念更新和规则优化层面重构我国刑事程序系统,以促使其实现动态、平衡的发展。     

论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

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与民事强制执行权相对应的专属于执行债权人享有的一种独立的、基本的权利,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应以该基本权利为核心构筑执行债权人的权利体系。对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保护前提是立法,关键是执法。     

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论——基于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模式变迁的思考

回族自先民以来主要经历了“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回族伊斯兰文化模式”两个主要时期。当前回族文化模式正在向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中外文化的“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方向转型。回族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部分地区的文化“断裂”和整体上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吸纳不足。本文认为,回族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自觉更新以适应新的时代,要了解世界文化并成为其构建的组成部分,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模式的转型。     

书写与歧视——"夜郎自大"现象与少数民族历史的异化

近年来,"夜郎自大"所体现的对于夜郎君主的误解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误解并非是偶然的,司马迁的历史记载以及成语贬义的形成,凝聚着深厚的传统的文化偏见,反映了在古代民族中心主义语境下,少数民族历史书写所遭受的一种普遍命运。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