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盟农产品进口标准看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欧盟农产品进口的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的调整 ,影响到我国农产品出口欧盟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我国农产品在欧盟市场竞争力的对策应是 :尽快制定我国农产品安全卫生标准 ,生产标准化农产品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把农业合作社作为农产品标准化实施的组织载体 ;生产具有国际优势的农产品 ;搞好农产品分类分级与包装。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关系到我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成败的系统工程。从法律制度上解决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现实根据、核心内容和实现保障,是有效建立和实施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紧迫任务。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现实根据是实现民族地区在缓解贫困中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恢复;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根据是环境建设和保护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原理。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成可以设计为静态框架结构和动态实现安排两大部分。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科学跨越发展

该文分析了中国实现科学跨越发展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对于应对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目标与具体举措,为加快中国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这一历史性转变、实现科学跨越发展提出对策。     

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如进行的五轮行政体制改革就有四轮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核心和重点。但是，职能转变收效甚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不成熟、社会组织发育迟缓、行政体制改革内动力不足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会转型期政府的二难处境导致职能转变受阻。我们必须根据我国所处的特殊转型阶段和市场的特定要求，决定“放松管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同时要高度重视对市场秩序的监管以及对“监管者”权力的监督。唯此，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平稳、有序和有效。     

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与价值之维

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知识和人才、民族素质和创造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成为推动和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全面进行素质教育,大力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是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能等方面全面发展,体现大学生应有的价值的必然选择,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论十六大的主旨与宪政的发展

十六大所确立的主题和基本内容 ,为建设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宪政国家指引了方向。十六大报告的主旨将在六个方面对宪政的发展产生影响 :小康社会初步奠定宪政的社会基础 ;扩大基层民主是宪政建设的立足点 ;完善财产制是对宪政经济基础的巩固 ;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宪政必备的两个要素 ;解决“三农”问题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宪政实施的社会环境保障。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发展方向探讨

结合多年来在生活垃圾管理特别是堆肥厂的日常运行管理方面的经验,总结了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应用现状和堆肥厂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堆肥技术的发展提出几点看法.综合评价垃圾堆肥技术、给予垃圾堆肥技术正确定位、选择合理堆肥工艺、充分发挥垃圾堆肥的优势、提高堆肥质量和开拓堆肥产品市场是今后垃圾堆肥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     

关于法益成为犯罪客体的思考

关于犯罪客体问题 ,理论界分歧较大 ,有许多不同观点。就其合理性而言 ,法益说比较妥当 ,即犯罪客体 ,应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由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其根据主要在于 :一是深刻揭示了犯罪所侵害的实质 ,二是在理论逻辑上无懈可击 ,三是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 ,四是具有其特殊的机能 ,五是完全切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 ,法益理论本身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悖论 ,尤其是法益价值构造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基层负担难题从何得解——基于条线下沉视域下的解释

作为基层治理中的长期性问题,工作负担加重和减负悖论带来的负向反馈为基层干部培养和基层治理带来了诸多困扰。在中央大力推动基层减负的背景下,基层负担难解的根源并非简单地在于工作过载,而是源于条线下沉过程中的压力传导异化与机制设计缺陷。其中,压力传导、队伍分异以及作风障碍要素的相互嵌套是基层负担的本质特征,机制层面的规划滞后化、担责错位化、标准模糊化以及反馈逆向化则成为基层负担得以形成并且难解的内在逻辑。对此,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问题驱动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强化,开展对基层负担的精细化“双向”治理,从而疏通党和国家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