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末伦文化现存状况调查及原因试析——以广西靖西县为个案

20世纪70年代之后,壮族末伦文化呈现出了明显衰落的迹象,其传承者势单力薄,受众形单影只。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有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影响与冲击;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与束缚;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错误定位;对原始宗教问题的片面认识和对文化保护的“静态”做法等五个方面的原因。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产权经营创新

发达地区产业竞争园区,欠发达地区园区竞争产业。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要素累积单薄,园区竞争产业处于不利境地,制度创新成为唯一出路。文章从企业的契约性质角度,讨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价值基础,提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制度条件,分析了园区产权经营的复杂性,探讨了园区产权效率经营的制度安排。为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产权经营政策创新提供借签。     

论行政审判权的有限性

行政审判权是国家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多种因素决定了行政审判权具有有限性,对此进行探讨,有利于正确处理行政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有利于行政审判权的正确行使。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行政权

文章通过展示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各主体权利和权力的行使,历史地、动态地考察在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行政权力的膨胀、公民财产权意识的滋长、行政权力的自我调整以及司法权在行政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角色定位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治国家中公民财产权与行政权的理想范式。     

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改革

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实行统一登记,而不动产登记机构的改革以及改革期间的过渡尚待明确.未来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不论为行政还是司法性质的机构,都应定位为中立的专门机构.在专门机构成立之前,应设计一个合理的不动产登记过渡方案,实现由多头登记到统一登记的改革.     

省会城市预算过程中党政首长的作用与影响——基于三个省会城市的研究

以我国三个省会城市为例来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省会城市预算过程中,党政首长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影响着预算过程和预算改革的?研究发现,这三个省会城市预算改革后,预算权力结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核心仍然是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仍然是地方预算过程中实际的财政资源申请的审批者或最终资源配置者.这主要体现在,预算改革后,市委领导下的"行政预算"体制的继续,市政府领导高层预算分配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市长对部门关系以及部门利益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还指出,要准确地表达地方党政首长在预算过程中的权力,需要将其放在一种"关系"的维度来具体化.此外,对预算环境的讨论也是必要的,尤其是政治环境,对于党政首长而言,预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通常都是和政治环境相联系的.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新与旧、公与私、理与时、情与势”中的人——试探李准1954-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的小说创作

本文聚焦于作家李准的早期创作(1954年到1955年7月合作化高潮前),追踪李准如何观察互助合作过程所引发的农民在价值观念、心理、意识、情感、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状态,深入分析他围绕互助合作的动员组织方式、个人与集体关系、集体形成路径、新的家庭关系与乡村日常生活状态等主题所展开的观察和把握的具体意涵。文章进而揭示,李准的体察突破了惯常的"阶级"视角,有助于我们突破相关历史表述及其逻辑重新认识那一段历史中经验的真实意涵,同时使我们得以在更为丰富的维度中思考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进程中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情与理等重要问题。文章还将思考李准当年这些观察和理解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启发意义。     

论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根据我国担保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现行立法是禁止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为促进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允许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都有可行性;并且对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功能的体现,需要法律上的支持和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     

对基层公安民警教育培训的思考

现在的公安民警教育培训机制落后,针对性不强,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防控能力,并使每个民警真正做到“三懂”、“四会”,就必须改进创新现在的培训机制、培训模式、培训内容及培训理念,在理论、技术、解惑等诸多方面提高公安民警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