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采矿罪的归位与拓展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是非法采矿罪的基本要件。但多功能的现行采矿许可证就像一个什么都往里装的大筐,这就导致犯罪构成的理论争议和适用的不确定性,也是非法采矿罪包揽非法采矿系列犯罪的成因。采矿许可证的实质性功能是矿业市场进入特许权制度,如此界定才能准确把握非法采矿罪的客体、对象、客观方面和情节等。非法采矿并将矿产品占为己有的结果,构成牵连盗窃犯罪、想象竞犯罪以及共同犯一罪或数罪等系列犯罪,是其他犯罪领域里少见的数罪。     

一个话题的继续——再论许霆案的定性

许霆第二次以及以后的取款行为与第一次取款行为并无本质区别。第二次以及以后的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不具备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因此，不属于犯罪的实行行为。当第二次以后的取款行为完成后，银行的财产成为遗失物。许霆非法占有遗失物、拒不返还的行为构成侵占罪。     

信息时代对刑法解释论的究问——ATM机盗窃案和“艳照门”事件引起的法律思考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ATM机盗窃案和“艳照门”事件凸显出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司法解释与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刑法解释论中，客观解释论居于优势地位。客观解释论是当代中国必然的选择。坚持客观解释论，不能超越法律文本的可能文义。     

谈城市“两抢一盗”犯罪的情景预防

情景预防是指对某些高发生率的犯罪通过改造可能诱发犯罪发生的情景来减少犯罪的犯罪预防方法。“两抢一盗”犯罪的情景因素包括：犯罪人、被害人、影响犯罪的时空因素和社会控制力度。采取减少犯罪机会、加大犯罪难度、增加犯罪成本及降低犯罪预期回报等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两抢一盗”犯罪。     

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还存在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捡拾他人信用卡后通过自动取款机取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抢劫、抢夺、诈骗他人信用卡并且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以及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冒用对象是否包括伪造的或作废的信用卡三个疑难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论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的含义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中的行为之一。其中的冒用的含义与民事领域中的冒用含义有不同之处。民事领域的冒用含义更加广泛。刑事领域的冒用含义的实质是身份的盗用。我国刑法第196条第三款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按盗窃罪定罪并不妥当,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对于冒用的特殊情况：机器的被骗、特殊身份者使用以及经过授权者不当使用信用卡,其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冒用＂亦值得探讨。     

民法与刑法上财产占有概念之比较

民法与刑法上的占有,都是指占有人以占有意思对财产进行实际的控制与支配,但民法上的占有与刑法上的占有在占有的意思、占有的对象物、占有的客观、占有制度功能方面均有不同。民法上的占有在客观方面不仅表现为对物的事实上控制与支配,也包括通过法律关系的间接控制与支配。刑法占有作为一种单纯的事实支配状态,其法律手段对财物的控制与支配看重的是占有人对财物的现实控制与处分地位。梁丽案是民法上的占有,不属于刑法上的占有。     

对"梁丽案"的几点思考

备受关注的深圳机场梁丽案发生后,在民意和媒体的互动下,引起巨大反响.情理与法律的碰撞、权力与民情的互动、时代与人心的纠结在梁丽案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梁丽"捡金"行为属于犯罪还是一般违法?如果构成犯罪应以盗窃罪还是侵占罪处罚?围绕与此,对梁丽"捡金"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涉案黄金是否属于"遗忘物"等进行梳理和思考,为梁丽案的定性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进而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完善.     

入室盗窃、盗窃着手与盗窃未遂

入室盗窃是盗窃犯罪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于入室盗窃的情况下行为人何时成立盗窃的着手,有不同的学说。由于行为人侵入住宅即已体现了盗窃的犯罪意思,并且对财产权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因此以盗窃之目的侵入住宅时可视为盗窃的着手。但盗窃的着手只是成立盗窃未遂犯罪的一个条件,要成立盗窃的未遂犯罪,还必须以数额巨大的财产为盗窃目标或符合相应条件,为此,还应正确处理盗窃着手与之的关系。     

信用卡犯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本文针对信用卡犯罪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笔者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定性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地以盗窃罪论处;对捡拾信用卡及其后续行为的认定应分而论之;盗划信用卡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与信用卡有关的勾结犯罪、持有犯罪、恶意透支等问题也应区别对待。此外,笔者还对信用卡犯罪在立法上存在的空缺及司法上存在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建设性完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