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收入分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有密切的关系,劳动要素是一种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劳动生产要素的特点要求劳动要素不仅应获得价值补偿,还应获得剩余索取权,这必将极大地激发劳动生产要素的活力,提高劳动者的地位。     

中、缅、老三国警察艾滋病预防需求比较研究

艾滋病防治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问题。本课题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立法、执法研究从实际出发,充分了解公安基层的实际经验和需求的原则。对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昆明市公安局、昆明市海关缉私局等禁毒业务部门进行了调研,并对到云南警官学院受训的缅甸、老挝禁毒执法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的比对分析,为有针对性在三国警察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培训提供依据,为开展艾滋病预防宣传工作、解决执法中的困惑提供研究重点和方向。     

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

应急管理是突发事件中各参与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突发事件打破了系统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改变了系统的价值分配模式,使公共产品呈现"高需求、低供给"的非常状态,这决定了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具有时间属性、空间属性、层次属性和权利属性。突发事件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层次,不同的需求层次要求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供给。在突发事件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但具体到某一特定阶段,某种形态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占主导。由于突发事件中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变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等有效参与、协调合作,以建立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模式。     

公安高等教育可信规模理论与实践研究

根据公安高等教育规模如何与公安队伍建设与发展相适应的研究目的,文章基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研究特点,结合公安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现状,从公安院校可实现办学规模、公安高等教育需求规模以及教育系统适应度三个方面,提出了公安高等教育可信规模的概念,探讨了公安高等教育规模与公安队伍建设的适应度、数量特征以及可信规模决策的数学模型。研究表明,公安高等教育可信规模的特点体现在办学规模的生产属性、需求规模的效用属性和矛盾转换的自适应属性,从而得出,公安高等教育规模系统是一个非平衡自组织系统,可信规模的量度是高等教育系统运行状态的有效判据。     

社会需求导向下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再定位——以陕西省高校为例

当前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求的根本原因是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应理清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创新型人才划分、应用创新型人才层次与高校类型等问题。创新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必须以需求为导向,对培养目标进行再定位,即从社会需求出发,将当前单一学术的"h"型的培养目标转变为应用创新的"H"型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并通过对培养规格的再定位,建立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应用创新能力结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使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成为既适应政府部门,又适应非政府部门和企事业组织的应用创新型人才。     

激励机制在大学生科技创新中的运用

激励机制在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中的有效运用,对于促进高校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高校大学生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学校缺乏明确的激励政策、专业教师缺乏参与热情和指导经验、大学生学业压力大等。为此,高校要运用强化激励理论,完善学校激励政策和保障机制;运用需求理论,充分调动专业教师参与大学生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运用目标设定理论,帮助大学生树立合理的科技创新目标。     

高职财经专业实训教学立体化模式之构建

高职财经专业目前已经成为高职院校中招生规模最大的专业,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财经专业课程改革已经提上日程。由于财经类专业工作过程没有十分清晰的操作步骤和固定的运营模式,比较难以标准化和模式化,所以财经专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即是实训教学改革,围绕高职财经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实训教学应着力于建立科学、创新的立体化模式。模式基本框架包括:实训教学目标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体系、必要的实训条件、完善的考核方式体系。     

论平等权权利冲突的理论问题

平等权权利冲突在我国目前屡见不鲜,是一个现实的急待探讨的问题。其表现在不同的权利主体、权利自身因素、不同法律价值诉求、立法与立法之间。而平等权是一个自创生的系统,由于平等权权利冲突导致其自创生力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种机制,所以,体制的完善、经济的全面发展、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健康平等权心态就是平等权权利冲突的平衡路径。     

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机制看扩大内需的必要性及其路径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机制不尽相同,相应的治理机制也会有很大变化。与美国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几乎完全相反,主要表现为从实体经济向金融系统传导,从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渗透,从国外向国内、从沿海向内地扩散。相应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会以金融治理为重点,而是以实体经济为重点、重心下移。在应对的内容和措施方面,必须综合治理,出台扩大内需的系统化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