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赔”的困惑

根据我国法律,国家对其行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责任的范围及程序,皆有明文规定.因此,作为国家机关的公安局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损失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均应有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笔者认为贵州省都均市公安局对社会作出的"包赔"承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亲亲相隐”与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使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积极推进禁吸戒毒“外转内”工作努力实现社会面上无吸毒人员的目标

处在全国禁毒前沿的云南公安机关在总结 10多年来禁吸戒毒工作经验中由基层首创、并进行试点的基础上 ,走出了一条“外循环”转“内循环” ,实行劳动康复管理模式的禁吸戒毒工作新路子。自 2 0 0 1年全省推行对吸毒人员的收戒方式“外转内”以来 ,实践证明 :工作开展好的地方 ,通过全员收戒吸毒人员 ,实现社会面上无吸毒人员的目标 ,就能够遏制社会面上的毒品需求 ,有利于逐年减少吸毒人员 ,为创建“无毒县市”、“无毒乡镇”、“无毒社区”奠定良好的基础 ,促进整个禁毒斗争的顺利开展。     

我国替代型改革战略的推进与挑战

我国替代型改革战略在推进渐进式改革模式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后改革时代”面临许多的挑战;要打好“后改革时代”这场的攻坚战,就必须进行改革战略的转换,实行不同于“替代型改革战略”的新的改革战略。     

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谈起——再探滥用职权罪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观点颇多,但实际上,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司法实践中将本应定玩忽职守罪的过失行为,以及将虽出于故意但已构成其他更为严重犯罪的行为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做法令人质疑。在目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以及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同其他相关条文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另外,没有必要将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再次恢复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高和增设该罪的法定刑,将该罪和玩忽职守分列两个条文,重视对该罪未遂的惩处。     

对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的质疑

我国法学界对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的争论由来已久.2002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立法解释虽然较为科学地界定了"公款使用者"的范围,增强了司法实践可操作性,但仍有不足之处,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无论从司法实践还是立法发展来看,"归个人使用"都不应成为挪用公款的必备要件.按照普遍定罪列举不构罪的特殊技术,尽快对挪用公款罪修订完善,以确保及时有效地打击该类犯罪.     

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的认识历程

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即提出了基本的道德标准.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确立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江泽民同志适时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是对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落实以德治国的方略如同落实以法治国的方略一样,任重而道远.     

法治社会下“以德治国“问题探讨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治国思想的批判继承.法治社会下的“以德治国“思想继承了传统“德治“思想的精髓,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对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践行和发展,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以德治国“方略的新理念

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对国内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在治国方略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卓越贡献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强调高扬社会主义民主旗帜,反对西方民主;提出了把代表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结合起来的推进战略;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提出了一系列民主建设的理论现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把当代中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