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吸毒的根据——《禁毒法》(草案)引发的思考

国内法学界目前在对吸毒行为如何定性问题上有三种观点相持不下,焦点是吸毒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或者说是吸毒的合法化与非法化的问题。是否将吸毒犯罪化,涉及吸毒者是否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对象以及应当受什么惩罚等问题。关于法律惩罚正当性的论证,既有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思路,又有强调个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国家—社群主义两种立场。前者注重吸毒对社会法益的侵害,后者则关注公民反毒意识的形成。     

浅议乡镇政权中党委与人大间关系的协调

监督权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乡镇人大在行使这项职权的过程中,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乡镇政权体系中,如何处理好党委和人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在理论上、实践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和明确的重要问题。     

Citizenship: a perverse conflu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meanings that citizenship has assumed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Its main argument is that, in the perverse confluence between neo-liberal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ory projects, the common reference to citizenship, us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actors, projects an apparent homogeneity, obscuring differences and dilu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ose projects.     

宪政视角下的国家刑罚权

国家刑罚权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保证人权,也容易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以宪政的精神对刑罚权予以规制,特别是要以正当法律程序对其规制,使刑罚权更加谦抑、更符合人道性,这也是契合宪政之道的。     

试论中共七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中共七大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的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过这次会议本身。中共七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辛探索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里程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分水岭。     

冷战后中国—东盟关系的英国学派分析

本文首先对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进行了梳理,详细分析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关系,并用此分析冷战后的中国—东盟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东盟之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社会,主要依据有:两者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两者关系的机制化程度不高。所以,要改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至少做到:加强中国与东盟的跨文化交流,真正发挥双边国际制度的作用。     

区际民事案件移送制度初探

区际民事案件移送制度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减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缓和区际管辖权冲突、避免当事人挑选法院、保护当事人合法的诉讼权益和促进区际司法协助等。美国和澳大利亚区际民事案件移送制度的立法与实践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教育权之争——“孟母堂事件”的法理学思考

“孟母堂事件”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于教育权的争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国家作为教育权主体的地位,而未对父母的教育权做出具体规定。缺少制约的国家教育权力的膨胀造成诸多弊端。父母基于自然,有权主张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权,有权监督让渡给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权,家庭教育应有其合法的地位。当然教育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家庭教育必须接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国家也有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实现。这样,父母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力(利)之间应该互相制约,以保障受教育人受教育权的完美实现。     

以人为本：和谐法治的建构趋向

建设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治的和谐程度。而法治的和谐运行客观上倡导“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它是和谐法治的精神意蕴,是现代法治理念的逻辑基点。和谐法治的建构必须体恤人性,给予人的权益的最大关注。现代和谐法治的建构在现实层面不能忽视权利意识、行政权力运行、司法、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