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兼评外国学者的各种见解

当前仍在持续的国际性经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使传统资本主义模式难以为继,也宣告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深刻的变革而实现模式转型。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大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处于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之中了,其内因是基本的。为此,必须深刻总结30多年来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适当转变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式,走一条既符合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四个关键问题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鸦片战争代表着"中国"历史的中断,鸦片战争后"天下"为"世界"所取代,"中国"史融入了"世界"史。从这一语境中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我们提出和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中国近代是谁的"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是哪种意义上的"科学"。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构成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大规模侵权救济问题研究

大规模侵权责任须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可以被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且受害者众多，发生原因同一或同质，救济困难。从我国法制环境看，产品责任、药品责任和环境污染责任是主要的大规模侵权责任类型。目前对此种侵权损害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责任保险、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倒置及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此四种救济方式而言，法技术上的可为之处主要在于认定此类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被告之间的责任承担。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被告证明其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在责任承担上，由加害者在无法反证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情形下，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     

试析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问题及对策

政策评估是一个完整政策施行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现状问题入手，分析其缘由，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可以完善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体系，推动我国高校对口支援健康发展。     

抽象危险犯的扩张限缩与刑法谦抑性——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的抽象危险犯立法

《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规定为抽象危险犯,反映了风险社会下刑罚早期化的趋势,与刑法谦抑性发生一定的冲突。应当肯定修正案对抽象危险犯的扩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扩张并非无边无界,为防止其过分扩张需要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方面对其施加一定的限缩。     

中国共产党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回顾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奋斗目标,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的党建观产生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的报告、历次党章的修改以及每次专门讨论党的建设问题的中央全会,见证了党建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历程。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历史经验是,认清党的历史方位,明确党建总目标是逻辑起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动力源泉,党建推进模式的转变是重要着力点,党内民主是必由之路。     

中国宪法研究问题域的区分与解释

中国宪法研究的相关成果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对这些问题加以审视,可以认为学术逻辑链条的断裂与跨越是导致问题的主因。如果从中国宪法研究所应关注的问题域入手,就可把问题域区分为"基本与内生问题域"、"扩展问题域"和"实践问题域"。"基本与内生问题域"主要解决中国宪法研究所要处理的概念问题,"扩展问题域"主要解决基本与内生概念内涵的丰富与拓展问题,"实践问题域"主要是对"基本与内生问题域"和"扩展问题域"的应用及在应用过程中对之进行调整和矫正。三个问题域的先后顺序与彼此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研究所应遵循的学术逻辑链条,同时,也只有在三个问题域之间形成良性的动态关系,才会保证中国宪法研究的品质。     

“中国梦”的国际意义和外交政策导向分析

"中国梦"的提出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自身全方位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推动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中国梦"的实现也离不开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中既存在诸多挑战,也包含很多机遇。为此,未来的外交事业应当以"中国梦"为导向,秉承新思路和新理念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强化"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稳步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为"中国梦"的实现打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科学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

如何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相关范畴，不能认为是对历史事实和经典作家理论思想的科学概括和严谨归纳，对此理应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学”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多半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理论家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独出心裁地构筑什么“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而是深刻总结“十月革命”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后发展国家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突破与创新谈起

"五种社会形态说"把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当地扩大了适用范围和理论外延,并作为理论公式被机械地套用。这样不仅无法解释大量历史现象,而且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文明类型学说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扩展了考察视野,转换了理论视角,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解释力。文明类型学说对于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