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交通事故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主要是对事故的事实进行认定.也就是说,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事故的真实情况进行确认后所必须履行的手续,以便为日后的法律行为提供必要的事故处理的证据.     

数据挖掘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中的应用

目的阐述数据挖掘的概念及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中的应用。方法利用粗糙集等数据挖掘的算法 ,从中发现事先未知、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结果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具有共性问题的刑事案件侦破领域 ,可以对该类案件发生的规律、模式进行比较系统的描述和较好的预测。结论为公安机关迅速侦破案件提出高效的、实用的决策支持。     

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事故现场能否认定为自首——从某省高院的意见谈起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逃逸"不同于交通肇事罪的"逃逸",未履行该行政法义务未必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自首是被告人的权利,自首的认定应严格按照刑法要求,不能以其他法律法规的义务性规定为由而不予适用,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事故现场并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自首是可选的从宽量刑情节,并非必须适用。自首的认定与自首的量刑不能混同。     

公安交通管理人才培养方式的比较与创新

公安交通管理人才的培养方式分为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两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两者将互补存在。将两种人才培养方式截然分开的做法应当改革,理应由一种面向实战的公安交通管理人才培养方式所取代,这种方式吸收了前两种培养方式的优点,突出了面向公安交通管理实战的实践性效果。     

论铁路法和《民法通则》的冲突及解决

《铁路法》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从2007年9月1日以后,火车撞死违章的行人,铁路部门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种规定既不人道,也不合理,更不合法。我国的《民法通则》和世界各国的法律均规定铁路部门无论有无过错,都要对铁路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依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铁路法》和《民法通则》相冲突时,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判决“行人违章,火车撞了不白撞”,使铁路部门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以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促进社会稳定,从而更有利于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     

论我国道路交通事故鉴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道路交通事故鉴定存在着鉴定项目及其内容缺乏清晰界定，鉴定机构缺失，鉴定制度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事故处理实践中存在鉴定范围扩大化倾向，部分事故处理人员在事故处理过程中遇到难题往鉴定上推，推卸对事故证据的具体分析和案情的综合评判责任。解决的方法是界定交通事故鉴定项目的范围，明确鉴定与事故处理人员分析认定的处理方法，建立自上而下的鉴定系统体系，加强鉴定人的管理制度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     

交通事故中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与精神伤残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后精神伤残等级评定的相关因素。方法收集157例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后精神伤残的鉴定案例,根据鉴定结论分为轻度组、中度组和重度组。对3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临床病史资料、鉴定资料进行比较,并以上述资料为自变量,以组别为应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3组一般人口学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昏迷时间、颅内出血区域大小、工作能力、家庭职能、社交功能、生活自理能力、智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颅内出血灶、家庭职能、社交功能、生活自理进入logistic回归方程。结论颅脑损伤的严重程度对后遗精神伤残有一定影响,鉴定时伤者的家庭职能、社交功能和生活自理是决定伤残等级的主要因素。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道路交通参与主体安全化研究

生命周期理论是研究生物主体行为的重要理论。道路交通参与主体如行人、机动和非机动车驾驶员和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同样具有生命周期现象,其生命周期阶段表现出的交通安全特性各不相同,其对安全化对策选择也不同。因此,培养不同的道路参与主体安全意识和道路交通行为习惯是创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的主要途径。     

试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量化的可能性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是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依据。鉴于目前交通事故责任在认定和划分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对其进行近一步的完善。     

关于如何提高交警警务英语应用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年风雨历程的中国人民公安教育，培养了大批公安人才，他们具有扎实的基本功、严谨的业务知识以及执法能力，但英语应用能力普遍比较薄弱。目前，干警们普遍感到自己的英语水平处理涉外案件时力不从心，常常出现处理涉外案件或面对外籍人士求助时，只能面面相觑的尴尬局面。这既影响了涉外警务的处理，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警察的形象。因此，开展警务英语培训，提高一线民警特别是交通警察的警务英语应用水平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