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的法律分析

肖日明侵犯商业秘密一案,存在诸多争议,媒体以及法学界对该案予以较多关注。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属结果犯而非即成犯,同时本案并未超过追诉时效,因而应追究肖日明及其所在单位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责任。     

建立简易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若干思考

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司法经验,建立简易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既具有公正、效率和效益的诉讼价值,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该机制的案件范围、机制启动、诉讼期限以及适用例外.     

守法成本及其控制

守法是法律实施的首要环节,守法程度对国家立法与法律实施有着重要的说明意义.守法行为中的成本支出决定着组织和个人在是否守法问题上的行为选择.从成本支出的视角看,如果把守法看作一项法律义务和法律行为,根据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其中存在着相应的国家义务.立法和相关的制度设计、乃至组织执法过程中,应当充分关注守法与守法成本之间的"反比例关系",通过降低守法成本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推动法治进程.     

法治化城市的内涵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法治化城市建设是落实我依法治国方略的举措;法治化城市的价值意蕴与法治国家具有一致性,其本身就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法治化城市建设是因地制宜推进法治国建设有力举措,也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和参考。法治化城市是法治在地域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它是以国家宪法、法律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制约权力为重点的,适合地方城市实际的治理模式和状态,它通过规范的地方权力运作和普遍的守法意识,实现城市政治文明、经济建设、文化事业、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没有法治的城市也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城市。法治化城市是城市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所在,城市政治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有利于促成人的现代化。     

对社区侵财型案件多发现象的分析

城市社区侵财型案件呈现出多发态势,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一个突出问题。导致此类案件多发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原因、群众自身防范能力不足以及公安机关在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等。公安机关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转变打防观念、创新警务模式等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侵财型案件的发生。     

论系列杀人案件的信息披露工作

侦查工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件信息占有量和信息利用程度。系列杀人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大,侦查难度大,必须正确地串并案件,充分利用已掌握的信息,结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犯罪心理画像,通过适当的案件信息披露方式来发动群众协助破案,并警示群众自我防护。     

论单位犯罪案件的管辖

自我国刑法明确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以来,单位犯罪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追究单位犯罪行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更没有明确单位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而要追究单位犯罪,首先就应当解决管辖问题.根据单位犯罪的特点,就单位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问题进行探讨,明确单位犯罪案件的管辖分工.     

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分析 ——基于新司法改革背景

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尽管该模式在被告人认罪案件中具有可行性,但在不认罪案件中却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则可有效避免现有模式的弊端。独立的量刑程序更符合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差异性要求,也更有利于实现程序价值和落实庭审实质化。此外,在案件繁简分流、认罪认罚从宽等新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逐步具备了可行性。     

论我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 ——以侦查机关为视角

我国刑事错案追究制度自实行以来,其运用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一直饱受争议。从侦查机关的视角考察,错案追责情况主要存在纠正程序不具体、追责程序透明度不高等相关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考虑,从内部制度与外部监督入手考虑设立独立的错案追究机关来进行解决是可行的,同时可从细化错案责任追究的相关程序、明晰实体责任性质的认定标准、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建立追责程序相关信息发布机制等方面来完善刑事错案追究制度。     

国家现代治理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体系建构的发展阶段。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体现着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制度一项项建立起来是体系建构的先决条件,体系建构着眼于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是制度的整体效能得以彰显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启,伴随改革开放创新实践而开展,伴随进入新时代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体系建构的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制度体系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重大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