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诉讼制度的价值研究——兼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价值是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效应关系的范畴,是深刻认识集团诉讼制度的良好视角和工具.集团诉讼价值是法律价值、民事诉讼价值下位的概念.集团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在于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共通性在于体现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发展.     

盐业合伙契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兼论新《合伙企业法》的不足与完善

合伙兼具设立简便、出资灵活、管理便利等诸多优点,是一种古老而又有生命力的人类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各种合伙制度又因历史传统、经济基础等不同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呈现出差异性.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资本组织形式,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非常鲜明的特点,分析盐业合伙契约并阐释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对于探讨我国新《合伙企业法》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的思考和建议有着一定的启发作用.     

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对外公开制度研究

构建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制度,有利于增强党内规范性文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有助于贯彻民主和监督思想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体现了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制度价值,彰显了依法执政下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全面领导水平的战略价值。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应坚持以公开为...     

探寻市场规制法中比较广告行为的立法基础

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肯定了比较广告行为,并且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保护.我国法律没有关于比较广告的规定,因此造成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比较广告时出现了十分混乱的状态,其结果是大部分比较广告行为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有必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将比较广告在法律层面上合理界定.从市场规制法的视角论证了比较广告行为,为比较广告立法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试图在经济法之市场规制的背景下为其探寻立法基础.     

论劳动学院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校史渊源

19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创建劳动学院,其在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目标、办学主体、课程设置、学员管理等方面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及其前身有着明显的校史关联。加之刘少奇在劳动学院、延安工人学校以及全总干部学校之间的传承因素,劳动学院可以被视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办学历史的最早发端,也是全总举办工人干部高等教育的开端。本研究探讨劳动学院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校史渊源,有助于推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当前的学校建设,推进学校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建设,呈现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培训事业的发展历程,增进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教育的历史传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治价值及其实现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设计,不仅反映了司法过程的民主性,也体现了司法过程的开放性和回应性.因而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和价值.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改进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以促进民主进程和法治秩序.     

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 ：建言行为的竞争机制研究

如何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对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多源、多时点调研方式,对我国技术型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及其下属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组织实施的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促进性建言与抑制性建言的竞争性中介作用及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实施的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在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表现出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调节了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促进性建言之间的关系;同时,心理安全感还调节了促进性建言对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     

基于劳动范畴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诠释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其内在逻辑结构的外部延伸,诠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必须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构建过程和逻辑结构。劳动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含蕴着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整体。劳动范畴的科学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生成过程的缩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剖析人类社会演进问题的主线。劳动范畴的理论图景是马克思主义逻辑结构的映像,是连接马克思主义各个理论模块的枢纽。因而,劳动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核,为呈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结构提供了新视角。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