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理念下的低碳生态城市及其过程创新研究

本文运用善治理念和过程研究方法对我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明确提出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动态演进过程。进一步地,文章从主体嵌入过程和客体发展过程两个维度,对善治理念下低碳生态城市的过程创新进行了探索,揭示出低碳生态城市善治具有自然环境生态化、经济发展低碳化和社会生活幸福化的深刻内涵及外延。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创新

随着公民社会能力、网络化和沟通结构的扩展,参与式治理将成为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本文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式治理创新实践,提出参与式治理视角下推进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提升公安机关驾驭动态社会治安能力的几点思考

影响公安机关驾驭动态社会治安能力的不利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社会、科技发展方面的,也有法制不完备、舆论导向不规范、警力保障不足等方面的。公安机关应努力克服不利因素的困扰,从健全、完善法律制度;改善警察公共关系;强化民警的业务培训;从优待警;信息化建设;构建虚拟社会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社区警务战略等为切入点,不断提高驾驭动态社会治安的控制能力。     

棚户区改造与社区治理论——从莫地的变迁谈起

通过对抚顺市莫地社区棚户区改造前后巨大变化的对比案例及分析,探讨了国内传统型社区进行治理的基本模式塑造,并提供了政策建议及制度建设方面的意见,指出政府应在总体规划、政策法律制定、资金投入方面形成制度,同时非政府机构亦应贡献其经济、组织等社会力量。     

我国慈善基金治理模式立法研究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是立法却相对滞后。从慈善资金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四个要素：财产权结构、绩效观察度、公共关联度和资源依赖性来分析,我国现行慈善基金治理模式存在诸如单中心主义行政监管模式目标错位、自治管理规范欠缺、法律救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和诱致性规范缺失等弊端,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慈善基金治理模式,具体构想如下：一是构建多中心主义的慈善基金法律治理机制,二是实现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有机融合,三是分阶段建立具有公私法交融属性的中国慈善基金治理法律体系。     

环首都区域水资源协调发展现状分析与对策

环首都水源涵养区是中国首都乃至全国的重要生态屏障,对维护首都和华北地区生态安全极为重要.由于缺乏长效保障机制,环北京周边地区生态环境严重退化,上游地区自产水量和出境水量均大幅度减少.统计分析表明,从2000到2011年,年均自产水量和出境水量分别减少了25％和64％.针对这种情况,该文分析了环首都水源涵养区水资源协调发展已具备的优势、条件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机构建设、专项基金建立、特殊财政支持和统一规划制定等5个方面提出了环首都水源涵养区水资源协调发展对策与建议.     

评价公民守法状况的另径探析

公民"守法"是依法治国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对于守法情况进行量化评估能够更好地反映法治的一个方面。引入"守法指数"的概念,用定量计算的方法来量化描述公民的守法情况,并依调查数据设计出计算公式对公民守法状况做出具体分析,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法治社会的架构建设。     

城市管理转型与城市治理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不仅城市外在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产生了改变。本文选择了从城市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城市管理转型。传统的精英论、多元论、城市增长理论强调政府在城市中主导作用,难以解释现代城市的权力转移现象。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整合多元主体的思路,注重在多层次治理、跨域治理、治理能力、伙伴关系等方面来分析城市的发展和权力运行。     

法治化进程中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较旧律师法而言,新律师法在律师的执业权利方面有诸多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律师的执业环境,但仍然存在如何保障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以优化律师执业环境等诸多问题。应从大处着眼,不断完善中国的律师制度,以加强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和救济。     

Driving growth: Regulatory reform and expressways in Indonesia

This article uses the case study of Indonesian governments'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1,000 kilometer toll road through the densest parts of Java to shed light on how governments with a checkered past of enforcing contracts and protect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go about establishing the requisite regulatory framework to attract private investment for infrastructure. While regulatory reform has taken place in Indonesia, vested interests and power will keep the country's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aking on World Bank-promoted best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Programs that promote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need to be reconsidered where the main ingredients for these programs' success exist in small 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