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村人际关系变迁的实证研究——以结婚礼账的宾客记录为依据

迄今，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城市的人际关系，而农村的人际关系却研究得不够充分。以河北省海兴县高湾镇为例，运用访谈调查法，根据结婚礼账上的宾客记录，明确了当前农村人际关系的现状。分析发现：城市化快速发展导致农村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如下变化，（1）因缘结构依照血缘关系、姻缘关系、趣缘关系、学缘关系、地缘关系、其他关系顺序依次减少。（2）关系总量及不同因缘关系的数量因家庭而呈现显著差异，表现出严重的分化状态。（3）人际关系以个人间关系为主，而家庭间关系较少，并且人际关系呈现显著的同质性。（4）在因缘范围方面，血缘关系基本维持在四等亲以内，而姻缘关系基本维持在三等亲以内。（5）人际关系的感情性较弱，而功利性较强，这种倾向甚至体现在近亲属之间。（6）人际关系的功利性指向已经成为目前农村人际交往的规则。本文最后，就研究发现的产生机制、普适性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原则与例外——清代民事证据制度的表达与实践

清代的民事诉讼立法虽没有对证据法的原则做出明确规定,但从这一时期官方的表达与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民事证据运用所应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情证兼用原则、关联性原则、直接言词原则、遵循伦理原则及尊重民事习惯原则。证据原则的非法定化特征导致其约束力不强,实践中有较多的例外情形。     

民法法典化与习惯缺失之忧

立法的激情正在催生这中国的民法典 ,然而 ,习惯也正被漠视乃至排斥。对于民事立法来说 ,习惯是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存在形式 ,是社会变革的主要路径 ,是立法得以贯彻实施的条件。习惯的缺失意味着国家通过立法剥夺了社会的抗干预能力 ,削弱了法律的创新能力和校正机制。     

迈向共生型的社会规则交往——善治理念与当代中国社会规则交往模式的更新

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多种规则系统,社会秩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规则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交往实现社会的有序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的规则交往基本上是一种替代型的规则交往,呈现为用法律替代习惯的社会规则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试图实现一元规则为主导的社会秩序治理。这种规则交往方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现实危机,善治理念提倡一种参与和共治的思想,基于这种理念,社会规则的交往应当生成一种共生型的规则交往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体现善治理念的基本要素,有助于实现善治理念的基本目标。     

论婚约制度——兼谈我国婚约问题的规制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婚约在我国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现行立法回避了婚约问题，使大量婚约纠纷无法解决。事实上，人们订立婚约，是一种民族传统习惯，而且婚约自身也具有许多功能因素。本文从婚约立法规制的必要性、婚约的性质、效力、婚约解除、无效和撤销及其法律后果等方面论述婚约制度，同时提出建立我国婚约制度的立法构想。     

论改革中国的出入境检查制度

中国现有的出入境检查制度存在不足之处，例如法律欠缺、行政诉讼程序有瑕疵、查控电脑软件有漏洞等。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改进电子化管理程度、革新出入境检验技术以及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等举措来改革中国出入境检查制度，以便落实反恐维稳等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对策。     

身体与空间：汉魏六朝时期上巳节中的女性与女性活动

上巳节是先秦现实社会生活场景在汉代的仪式化。汉代主流文化中的学者通过一系列的理论阐释和文化建构，使春季户外活动成为以女性民俗为中心的上巳节庆。在汉至六朝时期，上巳节的仪式内容经历了水滨祓禊、洛水之游和园池之宴的转变，作为以女性为主体或言女性广泛参与的节庆活动，在其变迁过程中，女性的活动空间也经历了一个由广阔到狭窄的演变过程；而她们自己，也由身体在自然空间的自由舒展，过渡成为在亭台楼阁等人工空间被男性所观赏的对象。女性身体的被束缚和活动空间的被限定，是父权制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家庭暴力的婚内赔偿问题探析

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 ,通过物质性赔偿和精神性赔偿实行家庭暴力的婚内赔偿已经具有较好的法律基础和物质基础 ,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制、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提高司法救济力度等措施予以构建家庭暴力的婚内赔偿制度     

自然法学与法的神圣化和世俗化

西方的法律文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从法的神圣化到世俗化到脱魔的过程。在法的神圣化的过程中 ,自然法理论充当了抬轿者的角色 ,而在法的世俗化过程中 ,自然法也起了重要作用。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法学说塑造成的。     

出入境管理中的海关法问题--兼论2008北京奥运涉及的海关法问题

海关是国家出入境监督管理机关.口岸是国家的门户,是人员和货物依法跨国流通的必经之地,也是一国行使其主权的关卡.口岸检查是出入境管理的重要环节.随着2008北京奥运的临近,海关出入境管理工作面临新问题,本文认为对奥运前期及奥运期间的人员、物流、交通工具等出入境主体特点进行预测,完善海关法律制度,对于保障奥运安全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