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表达自由的界限（下）——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视角切入

表达自由是自由社会的人们享有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权利。鉴于各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文化环境之不同,人们享有该项权利的普遍性和充分性存在很多差别,因此,可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角度关注该项根本权利的行使及对其设定的界限和施加的限制,集中展示强加这等界限或限制的法理学说、理据以及方法和途径,并分析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不正当竞争规制与商业言论自由

正当竞争边界的模糊性与商业言论边界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不正当竞争规制与商业言论自由之间存在模糊难决的空间。不正当竞争边界的模糊性易导致不正当竞争规制过宽,仅依据不正当竞争法处理有关商业言论行为可能会导致基本权利价值受到损害。商业言论边界的不确定性使得欧美至今未能对商业言论进行准确的界定,也未形成统一的商业言论保护的原则和标准,其仅受到有限保护。不正当竞争规制的宽泛性与商业言论自由的有限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二者发生冲突。对此,欧美所进行的立法及实践表明,商业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当商业言论涉及不正当竞争规制时,只有商业言论事关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时才可能受到宪法保护。其立法和实践显示出法院根据不正当竞争法和宪法进行双重审查的特点,而依据宪法的基本权利价值进行考量是平衡二者冲突的关键之所在。这些立法和实践为我国商业言论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跨境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法律适用——以冲突规范为研究对象

作为统一实体法规范的国际环境民事责任公约在高度危险活动领域如核能利用、石油污染等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对于一般环境损害未做任何规定,因此,需要由国内冲突法规范加以调整。由于传统的调整方法——侵权行为地法很难解决当今环境损害中的所有问题,笔者以为在继续追求冲突法正义的同时也应顾及到索赔主体实体利益的保护,于是,有必要考虑新的系属公式如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对受害人有利的法律等。但仍应赋予侵权行为地法最重要的地位,同时采用选择性冲突规则。     

论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自由原则亦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原则,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始终。但是,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是对权利的滥用,不利于权利的有效行使和各方主体价值利益的平衡,因此我国合同法又对自由原则进行了诸多合理的限制,如强制缔约、标准合同、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     

迁徙自由下户籍制度改革的构想

迁徙自由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而迁徙自由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则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基于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改革,必须重视对城乡统筹的指导,必须重视迁徙自由时机成熟的确立,必须强调自由与权利的相对性、身份与权利平等、权利与义务对等、所有权益获得是渐进分步式的。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要素,是民主国家追求的基本价值。其中,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推动着民主社会的良性运转;司法公正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的必备要素。但现实中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上演,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成为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卢梭自由思想探析

自由思想是卢梭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梭认为,人的自由包括自然自由、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三种形态。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就表现为由自然自由到自由的丧失再到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归复的梯级发展过程。这三种自由涉及到人类社会的两种状态,即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     

中国式离婚现象透视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离婚自由原则＂,反映了当代世界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我国立法的日趋完善和人性化,但同时也带来离婚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目前离婚的特点,我国应健全婚姻立法和执法体系,以适当控制离婚,达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论普选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影响

即将实行的香港普选,既符合人民主权原则,也使特区政府面临中央和民众的"双重问责"。一方面,当行政决策的地方主体性被加强的同时,特区政府必须处理好与中央意志的平衡问题;另一方面,普选将推动政党、压力团体和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通过监督决策过程和效果,促使政务公开和透明,使特区政府更加民主和谨慎决策。     

论表达自由的界限（上）——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视角切入

表达自由是自由社会的人们享有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权利。鉴于各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文化环境之不同,人们享有该项权利的普遍性和充分性存在很多差别,因此,可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角度关注该项根本权利的行使及对其设定的界限和施加的限制,集中展示强加这等界限或限制的法理学说、理据以及方法和途径,并分析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